在研究生院里，我們看到文化被轉變?yōu)楫a業(yè)的最后一個階段?！鞍l(fā)表或滅亡”這個做法肯定會形成這樣的情況：每一點文化素材都被制作成為賺取美譽或得到提升機會的產品，判斷的標志是根據學界接受的方式，研究某種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題目。在像物理學家那樣發(fā)現“結果”和討論“模式”的過程中，嚴肅學者只能用自己習得的思維方式，進行教學和寫作。這是一所名牌大學給本科生出的關于喬叟的考試題目：

與衛(wèi)星模式/核心模式（例如借助羅蘭·巴特理論的西摩·查特曼模式）相比，行為模式（例如托伊恩·梵·迪克模式，或者杰拉爾德·普林斯模式）是否更精確地揭示《騎士的故事》的敘事結構？你可以提供對敘事的另外一種觀點，例如，里奧·博薩尼的觀點或者彼得·布魯克斯的心理分析“投射”。

在學術出版物方面，一般趨向是相同的。以下是一份大學出版社的典型書目：《走向弗洛伊德的文學理論：析拉辛的〈費德爾〉》《戀物癖與想象力：狄更斯、梅爾維爾、康拉德》《肉體的自我：梅爾維爾和霍桑作品中的身體寓言》《梅爾維爾的形式主題》（可憐的梅爾維爾！他和圣塞巴斯蒂安一樣，成了所有這些方法鑄成的刀劍的靶子）《小說對婦女的描述》《浪漫主義母親：浪漫主義詩歌中的自戀模式》。在一名學者對另一本書《斯威夫特的風景》的描述中，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得以充分表達：“本書所做的深度修正性研究以有力方式，對與18世紀文學和美學理論相關的整個風景觀進行重新評價?！?/p>

這一說法適用于成千上萬的類似著作——它們具有深度修正性，我們必須重新評價。重新評價什么？一幫學者知道的某種以前提出的理論。此外，在這個例子中，理論討論什么呢？是文學嗎？不是文學，而是18世紀美學理論中的風景觀。這種風景觀是一種理念，是由某人通過分析，從詩歌和其他著述中推知出來的。它以前并不存在。我們當然可以提出疑問，它是否出現在該詩歌中？它并不在詩歌作者的頭腦中——他們僅僅看到了實際風景，或者擁有對實際風景的記憶；如果它既沒有在詩歌之中，也沒有在詩人的頭腦中，那么，在18世紀中也找不到它的影子。

換言之，現代學術研究的材料如今甚至并非作品本身，而是一種稀奇古怪的摹寫，一種抽印本，是為了采用某種方法憑空編造出來的。學生們得到的僅僅是這類抽象復制品而已。有人可能說，他們用這種或那種“方法”來自我炫耀，根本沒有實現任何實在的東西。我們都知道體系和術語對年輕一代具有多大吸引力，我們可以猜測教師灌輸的理論——以及考試暗含的對這類理論進行反芻的要求——會給學生形成多大壓力。研究生或者本科生對作品持有的心理敏感性可能要么處于休眠狀態(tài)，要么被轉移到分析方式的細枝末節(jié)之中。

但是，大學在過去取得了什么成就呢？將過去的做法理想化于事無補。中學和大學從來都不是效率型機構，應該根據其目標和學制設置，而不是根據它們取得的結果來對其進行評判——教學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同時碰巧存在稱職的教師和聰明的學生。在美國，約翰·W·伯吉斯是研究生院的兩位創(chuàng)始人之一。在他的自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線索，有助于我們了解人們過去對文化的看法。在南北戰(zhàn)爭中，年僅18歲的伯吉斯為聯邦政府一方戰(zhàn)斗，當時便下定決心，如果得以幸存，他將學習法律和政府管理，以便確定是否可以通過知識和理智來避免戰(zhàn)爭。

大學畢業(yè)之后，他遠赴德國，師從歷史學家蒙森和蘭克以及物理學家赫姆霍茲，進行研究工作?；氐矫绹螅诎⒛泛账固厝谓?。為了追求他的目標，他奔赴巴黎，研究當時的自由政治學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的運行機制。回國之后，他加盟當時的哥倫比亞學院法律系，很快說服該校的董事會創(chuàng)建政治學院。時值1880年，該校的政治學院是美國首家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