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學院的模式兼具德國和法國特點，有兩個明確目的：其一，培養(yǎng)也會從事研究工作的教師；其二，培養(yǎng)未來政治家和公務員人才。沒有什么關于文化的廢話。無論是否是有意識的，伯吉斯那時就知道，大學一直是——而且應該繼續(xù)是——培養(yǎng)專業(yè)人員的中心，其目的并不是傳播文化。他認為理所當然的是，申請到該院就讀的人應該完成了“通史和普通文學的研習課程”。

通史和普通文學這兩個名稱是什么意思？通史的意思是古希臘以降的西方文明發(fā)展概況，其中包括與非洲和亞洲的交流，包括歐洲向美洲的擴展。就普通文學而言，它主要包含古希臘和古羅馬作家的著作，通過原著語言學習，還有某些最著名的現(xiàn)代作家——英法意德四國的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家作為一組，加起來并不算多，但是，對每個學生來說，內(nèi)容是相同的，規(guī)定依據(jù)的是當時批評界的觀點。你會發(fā)現(xiàn)，詩人占有的優(yōu)勢地位，書目上有莎士比亞、彌爾頓、莫里哀、歌德、席勒、但丁、彼得拉克、阿里奧斯托和塔索。

近代人的作品就這么多。我們所說的近代人——丁尼生、勃朗寧、狄更斯、薩克雷——的作品在1880年被同代人閱讀。與之類似，就一兩代人之前的小說家和詩人——菲爾丁、華茲華斯、柯勒律治、拜倫、司各特、簡·奧斯汀——而言，他們的作品在課堂上被奉為經(jīng)典不是在那時，而是在以系統(tǒng)、分析方式研究文學作品的做法大行其道以后的事情了。在那之前（到1750年為止），耶魯大學圖書館將莎士比亞作品對開本列為“消遣作品”；到1850年，人們對莎士比亞作品的態(tài)度更嚴肅一些；在那之后，莎士比亞作品的選本配有點評，解釋難懂的段落，得出道德意義。出現(xiàn)了作者生平介紹和歷史信息，也可能出現(xiàn)與希臘劇作家進行對比的文章和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關的參考信息。僅此而已。這相當于某種練習題，供入門者在閱讀過程中進行思考，在把握情節(jié)之余了解更多東西，為了自我修養(yǎng)而閱讀作品。

那時對古典作品進行了更充分的探討。古典作品被用作創(chuàng)作詩歌和散文的范本，用作比較語法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材料，用作政治史和社會史的讀物，用作道德教育和處世之道的手冊。對確實受過教育的人來說，它們也可作為詩歌、神話、哲學和雄辯術方面的杰作。人們不禁想問，那樣的做法是如何消失的？19世紀90年代，古典課程也試圖采用變得“科學化”的方式，與自然科學競爭，但是，其結果卻簽署了自身的死刑令。從那時的一名學生（尼古拉斯·默里·布特勒）的口中，我了解了一則發(fā)人深省的軼事。在三年級的希臘語課堂上，講課的語言學者兼古典學者說：“先生們，讓我們開始講歐里庇得斯最有趣的劇作。它幾乎包含了希臘語語法規(guī)則的每一個例外?！?/p>

沒有誰會錯過這一評論中“有趣”一詞的可怕歧義——從歐里庇得斯試圖表達的、古雅典人期望看到的東西變?yōu)樽尫治鰧W者感興趣的東西。兩種興趣都是真實的、合理的，但是，它們并不是相同的，更抽象的東西很少形成更具體的東西。這一事實可被稱為教育的禍害：我的意思是，為了教學目的進行抽象化和系統(tǒng)化帶來的禍害。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征是，人們關注的每一事物全都化為標記和規(guī)則，然后開設相關課程——2門課程或者10門課程；于是，我們辦學校，聘校長，發(fā)文憑，形成一個新的職業(yè)。一切有用或令人愉快的東西都必須來自教學大綱，這種做法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導致的是自我表現(xiàn)意識。書本和理論給愛和性帶來的影響眾所周知：在婚姻關系和孩子撫養(yǎng)方面，自我表現(xiàn)意識對許多其他問題進行分類，貼上標簽，然后以此來取代這兩方面的內(nèi)在困難。

我并不是說，知識沒有用處，應被忽視，我更確切的意思是，學識、理論、觀念體系并非必然增加知識；諸如此類的東西常常是偏離知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