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國兩片重要海疆的主權：首先，抗戰(zhàn)期間他在東沙群島科考時發(fā)現(xiàn)，海床上若干珊瑚長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過計算珊瑚的成長周期，證實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國的領土。馬先生逝世后，蔣經(jīng)國頒發(fā)的褒揚狀還特別提到這一點。其次，在美國把琉球群島、釣魚島“交給”日本之前，他已推測到釣魚島海域有石油蘊藏，并通過一位“立委”將意見轉達給“總統(tǒng)府秘書長”張群先生。但張先生未重視本國學者的研究，認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發(fā)現(xiàn)了，還等我們？” 后來中日發(fā)生釣魚島主權爭議，馬博士成了臺灣最年長的“保釣人士”。

從以往的宣傳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戰(zhàn)勝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員”無不貪污腐敗，而馬博士卻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員。他在抗戰(zhàn)勝利后與陳建功、蘇步青、蔡邦華、陸志鴻、羅宗洛五位教授到臺灣，會同杜聰明、林茂生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組為國立臺灣大學，出任理學院地質學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長。書中展示的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歸的著名學術精英。南渡者帶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來的浩劫；而馬先生與其他人不同，他留在臺灣純系職務原因，不存在政治選擇。

作為純粹的科學家，馬博士愛國而不問政治；也正因為他不是政客型學者，在傅斯年校長逝世后逐漸被排擠，變成退休教授，晚年窮困潦倒。這位國寶級科學家被遺忘多年后，因癌癥住進他早年接收的臺大醫(yī)院三等病房；旋因媒體的爆料，被轉到一等病房，謝東閔、蔣經(jīng)國、嚴家淦、孫運璇等政要接踵探視。身后備極哀榮，張學良在臺灣的首次公開露面，也是在馬先生的葬禮上。兩岸中國人 “國民性”相同，除了內斗不外行，雨后送傘的禮數(shù)，也歷來周全到位。

作為大科學家的家人，其實未必都幸福。這點從母親與馬博士的失敗婚姻和國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經(jīng)證實了。除了父母的傳奇故事，這本以《壞孩子》命名的自傳，展示了一個叛逆男孩的成長經(jīng)歷：出生前父母失和，險遭墮胎；出生后被寄養(yǎng)，被劫走，當過“小和尚”；到臺灣后失去媽媽呵護，飽受家庭暴力；他是一個在家博覽群書、在校逃學游蕩的“問題少年”。馬家父子兩代人從基因上就叛逆，老爸為逃婚去了日本留學，兒子因姑姑的小動作遭父親誤解，也離家出走。不過這兩段出走的結果都還不錯，父親成了地質學家，兒子成了作家。

國光哥從小是個講故事的高手，這本書沒有走宏大敘事的路子，但那個巨變年代從大陸到臺灣的社會眾生相，都被勾勒得躍然紙上。他成長過程中遭遇過的種種人物：慈愛呵護的學界長輩，耳鬢廝磨的兒時玩伴，義字當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殺人的書店老板……大多是隨國民黨播遷到臺灣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顯出當今海峽對岸的中國人，在身份識別上的無奈：

當時臺灣光復未久，臺灣有許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老師常常以我作例子問大家：

“馬國光是哪國人?”

“中國人！”同學齊聲回答。

“我們大家都是哪國人?”

“中國人！”大家的聲音更大了。

老師聽了很高興，要大家一起說：

“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