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告之三：不要忘記歷史的罪錯，“忠”而不“恕”，也是一種極端

張學良的日本觀不僅富有滄桑感和沉甸甸的歷史厚重感，更富有人性化的懇切和博大。

“我和日本NHK談話，我說中國有句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語出自《論語·里仁》篇。子日：“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痹釉唬骸拔??！弊映觯T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贝硕挝淖值拇笠馐牵嚎鬃诱f：“曾參呀!我的學說貫穿著一個基本觀念?！痹诱f：“是的。”孔子出門以后，別的學生便問曾子：“老師的話是什么意思？”曾子說：“他老人家的學說，只是忠和恕罷了。”，忠是我執(zhí)行這事我盡力，恕道是我能原諒人。日本人是忠到極點，沒有恕道。這個日本NHK承認現(xiàn)在日本還是這樣的。”

張學良認為中日兩國文化同源，之所以日本走向極端的道路，就是日本把“忠”發(fā)展到了極致，“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那樣。”

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模仿文化，這種模仿文化帶有極強的自我選擇性，它認為有利于自己的就吸收，并且無限放大，認為不利于自己的就摒棄，甚至徹底丟掉。武士道以日本固有的神道信念為基礎(chǔ)，起源于日本鐮倉幕府時代，后經(jīng)江戶時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倡導忠誠、信義、尚武、名譽等。但武士道作為封建幕府時代政治的產(chǎn)物，它吸收的是儒學和佛學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儒學是有基點的，是完整的、協(xié)調(diào)的，是講是非的，離開了“仁”的基點，“忠”與“恕”就分家了，不能執(zhí)守兩端，就會導致極端。

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之后，武士道經(jīng)歷了一次畸變?！爸艺\”變成了“皇國論”；“信義”變成了“大和魂”，欺弱媚強成了日本的國格；“尚武”變成了“崇尚殺戮”，軍刀成了勇敢與地位的象征；“名譽”演變成了不分是非的不猶豫、不投降、不怕死和剖腹自殺。這一畸變與狹隘民族主義和擴張政策相結(jié)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發(fā)揮到了極致，“武士”變成了虐殺狂和自虐狂。

在古代，中日兩國社會階層排序都是“士農(nóng)工商”，但中國是“文士”，日本卻是“武士”。儒家的“文士”講究“君臣義合”、“忠恕之道”，但日本“武士”只重視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無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盡臣道），盡忠是絕對的價值。

那么，什么是“忠”？什么是“恕”呢？儒家學者認為“忠者”即“仁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逼湟鉃椋核^“仁者”，就是自己想要立身于世，也要讓別人立身于世；自己想要富貴，也要不影響別人富貴；能夠?qū)⑿谋刃脑O(shè)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關(guān)于“恕”，孔子明確講其內(nèi)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是儒家“仁者愛人”思想的實際運用，其基本精神就是推己及人?！敖倘艘陨浦^之忠”、“心止于一中者，謂之忠”、“以正輔人謂之忠”，“忠”是有是非的；“恕”就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己量人謂之恕”。張學良把“忠恕之道”從人際關(guān)系推及“國際關(guān)系”，這也是中國古代“協(xié)和萬邦”、“親仁善鄰”、“講信修睦”、“四海一家”思想在現(xiàn)時的發(fā)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