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每個私人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權利還意味著，當文化成為公眾普遍生產和消費對象后，公眾文化權利便越來越多地成為“直接的”而非“代表型的”東西。任何權力或專家口味都不能完全“代表”公眾“私人化”的文化表達權利，不能“代表”公眾接近、獲取、享用和評價文化產品的權利。顯然，公眾文化權利“代表性”與“直接性”的此消彼長對現(xiàn)代公共權力提出了全新要求：它應最大限度地保護而不是代表公眾所享有“直接的”（即不可代表的）私人文化權利。即使不得已需要代表，也要使代表行為最大限度的程序化和被監(jiān)督化。

第三，只有在最大限度地保護公眾私人化的文化權利時，現(xiàn)代公共文化服務的必要性才真正顯露出來。我們知道，盡管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應擁有相同的文化權利，但由于自然稟賦、社會歷史或區(qū)域發(fā)展水平的差異，一些弱勢社會階層或人群的文化權利可能受到束縛或限制。對于這一點，單純的市場經濟機制是不完全靈驗的，因此，基于文化公正目的的公共權力就有必要主動出場：它利用二次分配的權力來保護每個私人“應有的”文化權利得到落實；它培育每個弱勢者提升他們表達文化需求的能力，培育他們接近、獲取和享用文化產品的能力。由此可見，現(xiàn)代“公共文化服務”的本質性特征絕不在于“代表”或“替代”，而在于保護、培育和引導。

（二）公共文化服務的對象和提供方式卻并不注定是與市場機制完全“絕緣的”一般而言，市場經濟社會需要“公共文化服務”的存在，否則就不存在社會的和諧。和諧社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的一種基本期盼和要求，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基本的公共需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為了保護公民基本文化權利，滿足公共文化需求而建立起來的。我們看到，現(xiàn)代各國及其地方政府不僅盡力提供各種文化政策，努力打造能夠體現(xiàn)平等精神的文化市場體系和公共信息平臺，且均努力興辦公立教育、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等文化事業(yè)，以盡快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質，從源頭上激活公民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并以此體現(xiàn)社會正義。

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文化服務可以有寬窄兩種理解。廣義的公共文化服務實際上將政府對文化領域提供的文化管理服務包含在內，即文化政策服務（包括與文化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等）和文化市場監(jiān)管服務。狹義的公共文化服務才是我們這里所說的，區(qū)別于以市場方式提供的文化商品（產品及服務）。

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存在“失靈”現(xiàn)象，那些不能進行競爭性和排他性消費的產品，以及出于外部性或自然壟斷等原因市場不能進行充分提供的產品，是公共產品，應該以有別于市場機制的方式予以提供。國防是經濟學家最常提到的例子，衛(wèi)生防疫、氣象、水利等部門，顯然也很適合公共產品的定義。義務教育和醫(yī)療保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與社會公平，具有很強的外部性效益，將它們納入“公益性物品與服務”，也是不難理解的。而文化部門涉及的大部分產品和服務，恰恰由于其生產者自主生產和消費者自主選擇的特點，是“私益性”的。俗話說：“蘿卜青菜，各有所愛?！庇腥讼矚g京劇，有人喜歡芭蕾；有人喜歡古典音樂，有人喜歡搖滾音樂；有人喜歡“和風”，有人喜歡“韓流”。

當今世界，文化的力量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一個由無思想表達力和文化創(chuàng)造力的民眾組成的民族，必定是一個在國際社會中“失語”的、無希望的民族。而一個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礎上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則是孕育思想表達力和文化創(chuàng)造力的必要條件。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戰(zhàn)略決策說明，文化中國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有理由為此而歡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