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良好學風，已經(jīng)成為當今學界的一句口頭禪。但什么是良好學風，卻似乎無人追究。胡適擔任校長后，同事們辦了個《吳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勵我們自己做點文字”。為此，他在發(fā)刊詞中立了“兩條戒約”：第一要小題大做，不要大題小做；第二“要注重證據(jù)，跟著事實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過的抽象名詞”。（《胡適全集》第三卷，第707 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關(guān)于前者，既是老生常談，也是胡適的一貫主張；至于后者，卻需要多說兩句。

早在五四時期，胡適就寫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件事似乎早已成為定論，但是仔細讀一讀他的文章，就會有另外的感覺。事實上，當年胡適反對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過的抽象名詞”。他認為只知道高談主義卻不想研究問題的人，是“畏難求易”的懶漢；而“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同上，第一卷，第324—328 頁）

1928 年7 月，胡適決定繼續(xù)擔任公學校長時，寫了一篇題為《名教》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問題與主義”思想的繼續(xù)。文章說，所謂“名教”，就是信仰“名”、認為“名”是萬能的一種宗教。什么是“名”呢？胡適認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說，名教的具體表現(xiàn)不可勝數(shù)，從古人生辰八字、名號避諱，到如今的標語口號，都是名教的“正傳嫡派”。比如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與豆腐店老板貼一張“對我生財”完全一樣。他還說：“南京有一個大學，為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學院（按：當時的教育部）去。”（同上，第三卷，第66 頁）可見直至今天，我們并沒有擺脫名教的束縛。多少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名詞術(shù)語和標語口號中，而前幾年流行的大學改校名，也是一種名詞崇拜。遺憾的是，許多人并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除了上述“兩條戒約”外，胡適還在1928 年寫過一篇《治學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談到治學既要有科學的方法，又要有鮮活的材料。所謂科學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實，尊重證據(jù)”，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所謂鮮活的材料，則是要擺脫紙上的學問，從故紙堆中走出來，到科學試驗室里去尋找材料。只有這樣，才能擺脫名教的影響，建立良好的學風。后來，他在學校以“怎樣醫(yī)治浪漫病”為題舉辦講座，談的也是這個問題。他告誡學生：浪漫病就是懶病，懶人沒有做學問的興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學問。（白吉庵著《胡適傳》第35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