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想組織政黨，不想取什么政黨而代之，故對現(xiàn)在已得中國政治權的國民黨，我們只有善意的期望與善意的批評。我們期望它努力做得好。因為我們期望它做得好，故愿意時時批評它的主張、組織和實際的行為。批評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還談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黨的地位應該同民治國家的議會相仿；第二，各級黨部的經(jīng)費應該靠黨費支付，黨的機關應該大大裁減；第三，除了行政獨立外，立法、司法、考試、監(jiān)察也必須獨立，不受黨和行政機關的牽制；第四，軍隊應分期裁遣，不可借“國防”的名義保留軍隊；第五，國家應該靠聯(lián)邦制來實現(xiàn)統(tǒng)一。

1929 年3 月29 日，胡適與徐志摩等人為《平論》再次碰頭，因稿子的份量不夠，遂決定推遲到4 月10 日出刊，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如期面世。到了4 月21 日，平社在胡適家第一次聚餐，參加者除梁實秋、徐志摩、羅隆基外，還有丁西林、葉公超、吳澤霖。隨后，平社每周聚餐一次，并增加潘光旦、張禹九、唐慶增、劉英士、任鴻雋等人。然而不知為什么，這份刊物始終沒有問世。

我猜測，這可能與當時的“爭人權”有關。1929 年4 月20 日，正好是平社舉行第一次聚餐會的前一天，國民政府下達保障人權的命令。第二天，胡適從報上看到這個命令，當即表示懷疑。半個月以后，胡適草成《人權與約法》一文，對這一命令嚴正質(zhì)疑：

第一，命令認為人權由“身體、自由、財產(chǎn)”組成，卻對這三項沒有明確規(guī)定，這是很重要的缺點。

第二，命令只是禁止“個人或團體”侵犯人權，卻回避了政府和黨部對人權的侵犯。

第三，命令中所謂“依法懲辦”，不知道依的是什么法。

文章說，事實上中國的人權從來就沒有法律保障，因此要保障人權，首先應該制定一部憲法或約法，否則，保障人權就是一句空話。

隨后，他又寫了幾篇文章，掀起一場關于人權問題的大討論。在《知難，行亦不易》中，他公開批評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在《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中，又對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質(zhì)疑；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中，更是直截了當指出：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所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企圖以壓迫言論自由來達到思想的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