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文章在《新月》和《吳淞月刊》發(fā)表后，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蔡元培稱“大著《人權(quán)與約法》，振聾發(fā)聵，不勝佩服”（《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17 頁）；張謇之子張孝若說：“先生在《新月》所發(fā)表的那篇文字，說的義正詞嚴，毫無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識見有膽量！這種浩然之氣，替老百姓喊幾句，打一個抱不平，不問有效無效，國民人格上的安慰，關(guān)系也極大。試問現(xiàn)在國中，還有幾位人格資望夠得上說兩句教訓政府的話？”（同上，第525 頁）他還寫了一首詩贈予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感想與擔憂，并囑咐不要發(fā)表（同上，第546 頁）。該詩可以在1929 年9 月10 日的胡適日記中找到：

許久不相見，異常想念你。

我昨讀你文，浩然氣滿紙。

義正詞自嚴，鞭辟真入里。

中山即再生，定說你有理。

他們那懂得？反放無的矢。

一黨說你非，萬人說你是。

忠言不入耳，勸你就此止。

這些文章能夠問世，表明當時社會還是有一定言論空間的；針對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觀點，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蘇、青島等地的國民黨黨部坐不住了。他們紛紛召開會議，認為 “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并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yīng)請中央轉(zhuǎn)令國府，嚴予懲辦”（《胡適日記.5》第489 頁）。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根據(jù)這些無理要求，也認為胡適文章“超出學術(shù)研究范圍，泛言空論，錯誤甚多”，有失大學校長尊嚴，并損害了黨政形象，要求教育部嚴加警告。（同上，第521 頁）

9 月下旬，教育部根據(jù)上面指示，向中國公學發(fā)出訓令，要求對胡適提出警告。對此，胡適在寫給老朋友、教育部長蔣夢麟的信中，義正詞嚴地說：“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么‘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同上，第538 頁）不過，另一位老朋張元濟卻勸他應(yīng)置之不答，以保我尊嚴。張還說，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鬧成何等矣。畢竟民國政府程度不同”。（同上，第54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