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張元濟的說法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國民黨地方組織為什么會如此囂張？對此，一些外國媒體道出其中奧妙?！缎聲r代》指出：由于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一樣，“是至高無上的政治團體，不容忍反對黨派”，再加上胡適的批評被認為是“公然侮辱本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同上，第544—545 頁）《紐約時報》也指出，胡適是“現代中國最英明的、最有建設性的領袖之一……他正致力于中國思想和教育的現代化過程?，F在他受到譴責，并不是因為其個人的政治抱負，而是因為他的那種直言不諱的習慣使他敢于提意見：在國民黨人的統治下，一切并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么美好。尤其，他對以已故孫中山博士的名義提出的一些經濟學說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他的罪責不在于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觀點，而在于他道明了幾分真理”。（同上，第553 頁）

盡管《平論》未能問世，但是平社的活動一直在進行。1930 年4月，胡適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們走那條路》撰寫“緣起”時說：“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的專門研究，選定一個問題，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今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么解決中國的問題？’”這篇文章就是第二個問題的引論。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提出中國的真正問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靠制造專制的暴力革命，而應該采用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一步一步地進行改革。（《胡適全集》第四卷，第455—470 頁）

鑒于當局的壓力，特別是在立案問題上有意刁難，胡適終于辭去校長職務。1930 年初，他正式遞上辭呈，學校董事會幾經挽留，終于接受他的請求，并決定由公學的第一任總教習馬君武繼任。遺憾的是，胡適去職后，中國公學風潮又起，為此馬先生也被迫離去。在此期間，學校總務長丁某被指控有貪污行為，胡適還為丁辯誣，體現他“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的人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