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12 月17 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慶，也是胡適五十八歲生日。這本來是個大喜的日子，然而這時的北平，已經是與往日不同。

這時，蔣介石派人勸胡適早點離開北平，但是他一直猶豫。12 月13 日，胡適還惦記著北大校慶，他寫了《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一文，其中說：“在世界大學的發(fā)達史上，剛滿五十歲的北京大學真是一個小弟弟……這個小弟弟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志氣。”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產兒，早年經歷義和團運動和民國初年的變局，后來在蔡元培、蔣夢麟的主持下，經過三十年努力，才成為一個持續(xù)發(fā)展的學術中心。

然而，30 年代初正值北大復興的時候，日軍在沈陽發(fā)動九一八事變。當時，由于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顧一切，要努力把這個學校辦好，努力給北大打下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國難之中，工作最勤，從來沒有間斷”。在文章最后，他心情十分復雜地說“現(xiàn)在我們又在很危險、很艱苦的環(huán)境里給北大做五十歲生日”，“我講這段故事，是要說明北大這個多災多難的孩子實在有點志氣，能夠在很危險、很艱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奮斗”。（《胡適全集》第二十卷，第269—272 頁）這段話，就成了胡適與北大的臨別贈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來電話、發(fā)來電報，說飛機即將到達，請他“即日登程”。他將校務托付給湯用彤、鄭天挺之后，才決定南下，然而飛機并沒有如期到達。直到15 日下午，他才與妻子以及陳寅恪等人登上飛機直飛南京。12 月17 日北大舉行五十周年校慶的時候，胡適已經不可能參加了。不過，這一天下午，胡適還是在中央研究院禮堂參加了北大同學會舉辦的校慶大會。會上，他稱自己是一名逃兵，并失聲痛哭說：我不能與多災多難的學校同度艱危，實在沒有面子在這里說話。這時，“會場凄然斷絕”（《胡適年譜》第702 頁）。

結束語

寫到這里，再回過頭來比較一下胡適兩次當校長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20 年代末，胡適在中國公學當校長，正是國民黨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卻因為批評國民黨而被迫離職；到了40 年代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眼看大勢已去的時候，他卻跟著國民黨走了。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如果進一步了解他的思想見識，就可以看出他為什么會這樣。

1947 年3 月18 日，胡適曾經拜訪過英國駐華大使史蒂文森。他對大使說：“這次國民黨結束訓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這是孫中山遺訓的復活。中山……終不認一黨專政為最后階段，只認為過渡到憲政的一個階段。國民黨執(zhí)有政權二十年，今日宣告結束訓政，故是稀有的史實。”（《胡適日記全編.7》第649 頁）可見結束訓政，是胡適與國民黨關系的一個根本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