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錢鍾書不評論魯迅是很正常的，他們不屬于一個學術體系，錢對魯迅不怎么感興趣，且有先入為主的惡感，后來，魯迅這種尊崇的地位，也使得錢鍾書繞道而行。即使錢鍾書要評論魯迅，也最多是一言半語的譏嘲，就像魯迅也不會對錢基博生出好感，即使要評論錢基博，也最多是一言半語的譏嘲。記得魯迅在《準風月談后記》中就曾對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表示過一點不屑。（魯迅這樣說：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話，贊為“獨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評”得連我自己也不想再說什么話，“頹廢”了。）

魯迅在談到陳獨秀和胡適的不同時，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武器庫的比喻，覺得胡適不怎么坦蕩，有機心。魯迅看人穩(wěn)準狠，胡適此人懂得待價而沽，所以在20世紀40年代末會成為蔣介石眼中可以競選總統(tǒng)的一員。試想，胡適如果是個單純的學者的話，他會成為蔣介石眼中一只棋子么？當胡適的一只眼在關心學術的時候，另一只眼卻在關心政壇，可惜的是，中國當時的局面，非胡適可以大展宏圖，因此他也算不得志。

我們談論人的關系時，要注意人物之間本質的不同（學術圈）和本質的同（人性）。民國學界人物，有很多獨立的圈子，他們談論別人，可能只有自己圈子里的人才不帶情緒，才更銖兩悉稱。

魯迅抄襲疑案本末

事出有因

陳源指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肇端于1924年底的北女師大風潮。時任女師大校長的楊蔭榆及陳源教授都是“倷倪”無錫人，而對立方魯迅和馬裕藻等教授大都是浙東之氓，這場風潮之起于青蘋之末，既有教育理念差異的原因，主要還是地域派系爭斗的必然結果。過去往往把魯迅與陳源的恩怨說成是“現(xiàn)代中國社會具有人道感和個性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與紳士階級交鋒的一種典型”（孫郁語），這種說法值得質疑。陳源等留學英美的學人，何嘗缺乏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人道感和個性主義”？在我看來，他們的人道感和個性主義一點都不比魯迅等人少，或許還更多些。魯迅等人則傳統(tǒng)士大夫精神更加濃郁，因此所謂“某籍某系”的派系因素不容低估。

陳源指責魯迅抄襲，不過是陳、魯恩怨這場大戲中的一個小插曲，主要是對評論界有人指責凌淑華小說抄襲的還擊。在陳源是以牙還牙，可惜一著不慎，反而賣了更大的破綻。

1924年5月，陳源與凌叔華在泰戈爾來華期間相識相交，是年底北師大發(fā)生風潮，隨之又有指責凌叔華小說抄襲的傳聞，陳源這次反擊，乃是為女朋友幫腔。一個熱戀中的男青年，往往會為女朋友兩肋插刀，陳源此舉差不多也是如此。

細說從頭

1923年到1924年間，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在新潮社出版（惲按：該書最初分上下兩冊出版，故出版日期有兩個年份）。此書原是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的講義，因此隨編隨講，到一定篇幅后，先是油印本，然后再正式出版。

當女師大風潮起，魯迅、陳源纏斗不可分解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已經全部出版了。這時發(fā)生了凌叔華抄襲事件，陳源自不忍坐視女朋友被質疑而不救，于是寫了《剽竊與抄襲》一文，為凌叔華辯護。在這篇文章中，陳源還埋下伏筆，不點名地指出，有人在“整大本的剽竊”，批評界卻視而不見，反倒把凌叔華的幾篇有模仿痕跡的小說咬住不放。指魯迅抄襲，至此已經呼之欲出。

隨著論戰(zhàn)深入，陳源在其《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中正式拋出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