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能夠更加充分地闡述自己的觀點，1959年3月9日至12日，胡適寫成了《容忍與自由》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寫這篇文章時，最初擬用的題目即是《政治家的風度》，后又改為《自由與容忍》，直到最后才改作《容忍與自由》的。由此可見，一方面，胡適寫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是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的，即他是為政治家養(yǎng)成“容忍”的“風度”而寫的，更是為開辟民間組黨的自由而發(fā)的；同時，在“容忍”與“自由”的關系上，我們發(fā)現(xiàn)，“容忍”的重要性增加了，“容忍”逐漸從認識與行為的客體轉變?yōu)檎J識和實踐的主體。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他對容忍與自由關系及其可能在政治上產(chǎn)生的影響等方面的認識。胡適認為，在言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歷史上，容忍是一種最難得的也是最稀有的態(tài)度。人性總是喜同而惡異的，一個宗教的或政治的團體總相信自己的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必然相信那些與自己不同的見解是錯的。一切對“異端”的迫害，對“異己”的摧殘，都是由于這一點深信自己不會錯的心理。這也是一切不容忍的根源所在。所以，胡適的結論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在此，胡適還對他少年時的不容忍態(tài)度做了公開的“懺悔”。他說他少年時引用《王制》的“四誅說”對《封神榜》和《西游記》的批判“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wèi)道’態(tài)度”?！锻踔啤返?ldquo;四誅說”實際上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jīng)典依據(jù)?！锻踔啤匪f的“四誅”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zhí)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胡適說，當時他要以此為借口“殺”人，而十多年后，在新文化運動中，他的反對派又以同樣的理由要“殺”他，道理都是一樣的。沒有“容忍”別人的“自由”的雅量，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時時地受著失去自由的威脅。所以，“容忍即自由”——只有每個人都有了“容忍”的精神，才能保證每個人都有“自由”可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