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理智不同，情感直接而無所顧忌地源自內心最深處的主觀核心，充滿了從來都無法清楚加以表達的意義。因而我們可以理解，有時，它會對理智的約束報以暴力的反應。凌駕于情感之上的人的理智似乎有可能是完全不真實的，是對現(xiàn)實的逃避。對于瑪麗安和玉嬌龍兩人而言，那種現(xiàn)實與自然有關。在瑪麗安看來，自然具有浪漫主義所賦予它的意義。在玉嬌龍那里，自然在道家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具有重要意義。要更好地理解李安對理智與情感—或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之間關系的看法，以及他似乎更鐘情于情感而非理智的原因，那么凸顯并區(qū)分情感與理智的每種重點體現(xiàn)就顯得非常重要。

對于一位西方觀眾而言，瑪麗安對一切浪漫事物的熱愛也許較易認識和解釋。她渴望受到情感的驅動，在詩歌、暴風雨和狂野的自然中—正如她向威洛比宣稱的那樣，她喜愛原野上的花朵，而非溫室中的花朵—尋找各種表現(xiàn)方式來體現(xiàn)自己內心最深處之存在的回響。對瑪麗安而言，人的情感潛流集中體現(xiàn)在了一種理想化的、浪漫愛情的感覺之中。這樣的愛情會壓倒一切：它是唯一值得為之赴死的事情。它的源泉似乎位于浪漫的崇高感之中，而感覺是一種對于自然力量的無形調和，只要它不是出于主觀想象之力，則將戰(zhàn)無不勝。我們可以斷然地說，瑪麗安是位英國浪漫派，因此，她追隨的是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哲學血統(tǒng)。英國浪漫主義堅持認為，理智和理性不足以解釋人類的基本經驗。最難駕馭的自然和最能表達情感的詩歌是呈現(xiàn)在對瑪麗安最具吸引力的浪漫主義中的崇高元素。她堅持讓愛德華大聲朗讀她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英國浪漫派詩人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的《被拋棄的人》（The Castaway），這種做法正體現(xiàn)了李安改編本對情感的偏愛。

哲學家們通常主要從康德的《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的角度來思考崇高。然而，從歷史上看，英國人的崇高，以及伴隨它的浪漫主義感覺，是一種略為不同的類型，其至少是部分地來源于伯克就崇高對人類主體哲學影響的解說。當然，康德深受伯克對崇高本質之分析的影響。不過，這兩位哲學家的解說中存在重要分歧。盡管康德強調，崇高感可以直接與人類在實體王國中進行推理的能力聯(lián)系起來，但伯克則更在意提升激情的重要性，而忽視甚至可能否定理性。正如瓦妮莎·L.賴安（Vanessa L. Ryan）所言，伯克“堅持認為，崇高是對與不受思想限制的情緒相結合的現(xiàn)象世界的知覺反應”。在崇高感之中，意義像內在自我一樣變得活躍，卻沒有來自理性的影響或干擾。

這種理論有種倫理暗示，瑪麗安含蓄地對此表示贊同。在她看來，一個人感受到的情感力量與這些情感向外部世界的表達間不應當存在距離。在李安電影的大部分時間里，她對艾莉諾感到失望的基礎都是，艾莉諾在每個可能的場合都將理智排在第一位。因此，瑪麗安更加贊同承自英國浪漫主義而非康德的伯克式崇高傳統(tǒng)?？档掠幸鈱徝澜涷灐獰o論是美麗的，還是崇高的—與包括倫理在內的任何基本的動機形式分解開來（這正是他所說的審美經驗的無功利性）。雖然在康德看來，崇高可以感動我們，卻又使我們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基本不受影響，但安德魯·阿什菲爾德（Andrew Ashfield）和彼得·德·保拉（Peter De Bolla）注意到，“英國傳統(tǒng)一直拒絕放棄審美判斷與倫理行為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我們在高尚的狀態(tài)下所擁有的經驗，準確地說，是崇高的情感記錄，不一定非得與我們用以管理自己行為的標準分離開來。”伯克對崇高的道德含義的態(tài)度在此得到揭示。他說，崇高是必不可少的，這樣我們的激情才能得到演練。這些東西使我們對自己的人類同胞擁有了同情心。（眾所周知，與此恰恰相反，在康德看來，只有在任何浪漫意義上都不屬于情感的尊重之感，才會在道德王國中有所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