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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錄片來了:1989—2009(1)

波蘭當代電影 作者:馬特烏什·維爾納 (Mateusz Werner)


安杰伊·考沃汀斯基

安杰伊·考沃汀斯基| Andrzej Kolodynski

電影理論與藝術學博士,電影批評家。他是《電影》(Kino)月刊的總編,出版了許多關于電影的書籍,包括《尋找真相:紀錄片理論》(1981)、《想象力的遺產:科幻電影史》(1989)、《改編電影辭典》(合著,2005)和《波蘭電影史》(主編和合著,2007)。他還翻譯過電影書籍和小說,并且編輯了幾個辭典中的條目,諸如《斯皮爾電影百科全書》(1988),《宗教電影百科全書》(2007)和《邦德辭典》(2009)。他現在任教于華沙大學和華沙維申斯基紅衣主教大學,講授電影史和電影批評。

1989年6月4日,波蘭議會選舉日,被公認為社會主義結束其在波蘭統(tǒng)治的日子。然而,以此為界多少有些隨意。事實上,政治體制的變革過程并非一夜之間發(fā)生,也非一夜之間結束。在(哪怕只是間接的)反映當時社會現狀的紀錄片中,變革過程的軌跡,以及對不斷變化的現實的看法都格外引人注目。從這個角度來說,回顧1989年5月和6月間舉行的第29屆克拉科夫電影節(jié)(時稱“波蘭短片電影節(jié)”)的獲獎影片是非常有趣的。那一屆的十部獲獎電影,只有少數今天還被提及。不論公正與否,時間已經抹去了關于它們的一切記憶。不幸的是,這是大多此類最為看重功效的電影的命運。它們的藝術價值是次要的,而一旦失去了社會意義,只有歷史學家會對其感興趣。

轉型前夜

獲得1989年克拉科夫電影節(jié)最高獎(金龍獎)的影片是齊格蒙特·斯考涅齊內的《農民的命運——電影三聯畫》,導演來自羅茲教育電影制作公司,是一個勤勞資深的教育片導演。該影片是轉型的典型作品,拍攝于1981年夏天,因一紙戒嚴令半途而廢,直到1988年才被允許剪輯成一部50分鐘的電影。然而它因記錄了從1944年波蘭農業(yè)改革到1981年5月12日農業(yè)團結工會注冊的整個歷史而令人印象深刻。這部電影講述了波蘭農民長期持續(xù)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反抗與絕望,既苦澀又具有個人風格。同樣在電影節(jié)后被遺忘的是安杰伊·皮耶庫托夫斯基的99分鐘完整版紀錄片《礦工1988》,該影片贏得了波蘭電影家協(xié)會評論獎,然而該獎項并未為其帶來商業(yè)上的成功。本片主要是攝影機的觀察而非評論,講述了“七月宣言”的礦工為爭取重新注冊自由團結工會而在八月舉行的罷工。該影片日復一日的敘事方式是典型的紀錄片風格,講述了礦工們如何蔑視訛詐,如何因恐懼而退縮,但最終找到堅持下去的信念。簡言之,它是當時社會民眾與當局之間充滿對抗、拒絕對話,誰都無法打破僵局的縮影。這部戒嚴之后局勢的隱喻片有一個象征性的結局:礦工們離去,生計毫無著落,影片落幕,只留下大門上的醒目標語——“罷工到底”。

然而,同一屆電影節(jié)上另一部獲得特別獎的長片為我們勾勒了完全不同的畫面——《游行》(1989)。安杰伊·費迪克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慶?;顒又信臄z了本片。獲獎原因是該電影的主題和不同尋常的拍攝手法,作為一名有經驗的電視導演,費迪克報道了這次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宣傳慶典:朝鮮人想以此讓漢城奧運會黯然失色。為保持公正性該影片而采用無旁白的方式,記錄下堅信自己所作所為并為之付出巨大熱情和努力的朝鮮人——他們并不知道自己被極權主義束縛,對朝鮮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只有一個來自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國家的旁觀者,才可能準確地評判鏡頭所捕捉到的事件背后的模糊含義。在利普斯克和曼海姆獲獎,以及在意大利等其他地方獲得了榮譽獎項,令該影片所擔負的風險獲得了回報。這部電影也成為一個電影制片人生涯的起點,他還作為組織者涉足了電視行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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