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波蘭人都特別希望能忘記的事件，是1941年發(fā)生在小鎮(zhèn)耶德瓦布內的對猶太居民的屠殺。在那里的波蘭人，明顯是被命令必須與德國人合作的。揚·托馬仕·格羅斯的書《鄰居》引發(fā)了一場大范圍的公共辯論，但作者對此事的了解，其實是源于阿格涅施卡·阿爾諾德拍攝的同名紀錄片。

有許多重要的紀錄片都涉及到當局在1968年發(fā)動的可恥的反猶運動，這造成猶太家庭的大規(guī)模移民。這里應該提到的是馬塞爾·洛金斯基的《我們班里的七個猶太人》（1992）和瑪利亞·茲瑪什-科查諾維奇的《格但斯克火車站》（2006）——這個火車站是許多悲傷的告別發(fā)生的地方。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藝術事件，是約蘭塔·德萊弗斯卡的長篇劇情片《波-林：記憶的碎片》（2008）的首映。這是一組獨一無二的蒙太奇，把業(yè)余攝影師在戰(zhàn)前第二共和國時期拍攝的照片組合起來，講述了猶太小鎮(zhèn)上的生活，然后輔以附近波蘭人的記憶補充。這部電影展現(xiàn)了令人訝異的溫暖影像，被屠殺之前的寧靜世界已經(jīng)一去不返，這種美好事物被破壞的遺憾，極大沖擊了目擊者和觀眾的心靈。

由此，納粹占領時期猶太人與波蘭人交織的悲劇命運在藝術中經(jīng)歷了一次不同尋常的快速而激烈的自我醫(yī)治。就在審查禁令解除之后，立即出現(xiàn)了大量關于這一令人痛苦主題的動人的重要影片。與此同時，對于此前受到更加嚴格監(jiān)管的主題，禁令也已解除，而在這些事件中，波蘭人無可爭議地只是受害者。讓我們關注未來吧——只要記得我們不得不等待了20年才拍攝了第一部關于卡廷慘案的電影就夠了。在這種情況下，記憶難道不是依然在發(fā)揮哀悼作用嗎？大聲說出來也許是被禁止的，但受害者的記憶從未消散。被壓制的記憶更加執(zhí)著地要求得以表達。

波蘇空白

多年來累積的創(chuàng)傷，傷口如此深重，人民共和國時期對這一主題的禁止如此嚴格，使得人們有理由認為在重獲獨立之后，波蘇關系和波俄關系的空白點將成為人們關注的電影主題。但只有少數(shù)電影將之作為了主題，其中大部分是紀錄片，部分具有劇情片的長度。關于一戰(zhàn)過后波蘭的狀況有著豐富的檔案，尤其是關于1920年的波蘭—布爾什維克戰(zhàn)爭（例如在文森蒂·羅尼什和克日什托夫·諾瓦克-蒂紹維茨基的電影中），這些此前一直未能得到真實的呈現(xiàn)。約瑟夫·格布斯基的幾部影片關注了被驅逐至西伯利亞和古拉格群島的波蘭人的命運。意味深長的是，這些影片大多拍攝于1989年后變革之初那幾年。

1992年出現(xiàn)了致力于研究這個問題的第一部大制作劇情片，羅伯特·格林斯基的《最重要的事》（1992）。劇本改編自奧拉·瓦托娃的回憶錄，奧拉·瓦托娃是杰出的波蘭詩人、戰(zhàn)前共產(chǎn)主義者亞歷山大·瓦特的妻子。1940年1月，詩人被捕后，他的妻子、兒子被蘇聯(lián)當局流放到了哈薩克斯坦，他感人的故事就是被流放到中亞的波蘭人命運的一例。

《歐洲大門》（1998），一部由兩位杰出攝影師耶日·烏依茨克（導演）和維托德·索伯辛斯基（攝影）拍攝的電影，展示了1918年三位年輕護士在波蘭東疆紅軍占領醫(yī)院的戲劇化的遭遇。

在1989年之前未被審視過、遭到嚴格禁止的波蘇問題中，卡廷慘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不僅僅是由于悲劇的規(guī)模如此之大，達到了種族滅絕的程度，還由于盜竊記憶的努力，而這和通常一樣被證明是適得其反的。早在1990年馬塞爾·洛金斯基就拍攝了紀錄片《卡廷森林》，它對于記憶的處理非常令人感興趣：記憶就如同黑洞一般，關于事件的經(jīng)歷墜入其中，永不復返。在這一案例中，居住在卡廷森林周圍的俄羅斯見證者的記憶正如同黑洞一般。他們大多數(shù)是沉默的。人們能夠發(fā)現(xiàn)，他們知道并記得這一切，但對這一切的記憶卻是被禁止的：它在那里，但卻沒有權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