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與李斯特的女兒科西瑪之間的戀愛關系，導致他們個人關系的暫時中斷。這不僅僅是朋友瓦格納破壞他人婚姻的私通行為，導致了李斯特和瓦格納之間深深的疏遠隔閡（他們之間的通信在1861年就已經終止了），在19世紀60年代，他們兩人與日俱增的個人關系的疏遠還打上了一種深刻的政治文化分歧的烙印。作為一名歐洲人，李斯特感覺自己主要屬于法國的語言和文化區(qū)域。他崇敬拿破侖三世，在拿破侖的統(tǒng)治下，李斯特的女婿愛彌爾·奧利維耶已經爬到了總理的職位，并且于1870年7月15日宣布了對普魯士的宣戰(zhàn)書。這位愛彌爾·奧利維耶與李斯特同瑪麗·阿古伯爵夫人生的大女兒結婚。在這場普法戰(zhàn)爭中，李斯特完全站在法國一面。隨著法國的戰(zhàn)敗以普魯士為主的德意志帝國的勝利，李斯特的世界坍塌崩潰了，這是一個由天主教和法國文化確定的、基督教的、羅曼民族的、同時又是啟蒙開明的、世界公民的歐洲世界。1865年，李斯特在羅馬經歷了簡單的授予圣職的儀式，接受了社會地位很低的圣職，成了天主教教士（Abbé）。而對他來說，這種世界主義的歐洲的核心就是古典文學時期的魏瑪。

然而，瓦格納與李斯特的女兒科西瑪?shù)膽B(tài)度，同李斯特的價值體系截然相反。他們倆按照路德新教的方式結婚，1872年，科西瑪改信路德新教。1870年，瓦格納和科西瑪都毫無保留地站在普魯士一邊，他們采取一種嚴苛的反對法國和反對天主教的立場。科西瑪在這個時期寫的日記，經常充斥著對李斯特的貶低和輕蔑，她貶低李斯特的人格和作曲家才華。對瓦格納夫婦來說，李斯特不過還屬于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前那個舊的社會和政治制度（Ancien régime）而已，他是“一個正在走向衰落的世界的插圖畫家”，是一個“此刻正在戰(zhàn)爭中消失的巴黎”的代表，正如瓦格納1871年10月12日對科西瑪所說的那樣，對李斯特而言，一個歐洲文化時期隨著普法戰(zhàn)爭結束了；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魏瑪時期和此后，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風格體現(xiàn)了尊奉為神的時代以及人類樂觀主義的凱旋時代。最后，在他的晚期格言詩式的鋼琴曲中，李斯特退縮到一種接近啞然無聲的酸澀而不易親近的聲音里。他的鋼琴曾經把他推崇到一個璀璨奪目、星光熠熠的世界里，讓他成為被簇擁的技藝精湛的鋼琴大師，而對他的晚期格言詩式的、禁欲的音樂作品而言，他的鋼琴不啻為奢侈的樂器。

在瓦格納人生的最后十年，李斯特與瓦格納疏遠多年以后，又按照老年人的方式，同瓦格納和解。而即便曾經的疏遠也從未損害過李斯特對瓦格納作品的責任感，正如在這個時期他把瓦格納的歌劇作品改編成鋼琴曲這一點已經證明的那樣。1886年，李斯特在拜羅伊特音樂節(jié)期間去世。起初，這條消息在公眾面前被隱瞞封鎖，在“演出還得繼續(xù)進行”（the show must go on ）這個意義上。這時，李斯特和瓦格納的榮耀的標志發(fā)生了顛倒：昔日光彩奪目、熠熠生輝的“巨星”在歐洲的社會和音樂的天空中隕落消失了，他悄無聲息地、毫不引人注目地消失在地平線后面的黑暗混沌中；而此刻，在地平線上，瓦格納這顆星，這顆昔日被李斯特帶著脫離黑暗混沌的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璀璨地綻放光芒，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