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戴軍踏上主持之路的平淡開端，這個節(jié)目叫《大藏音樂專線》。那時候沒有電腦和網(wǎng)絡(luò)，所有在節(jié)目中播放的音樂都來自他從唱片行一張一張?zhí)詠淼腃D。而且節(jié)目都是在大藏北京的錄音室制作的，每個禮拜要寄去山東。過程麻煩了點，但讓他獨自體驗到了一種和唱歌很不一樣的樂趣，說話的樂趣。

戴軍就在被他稱為“小黑屋”的錄音室里，錄了三年的《音樂專線》，也連著三年獲得了“聽眾最喜歡的外來節(jié)目”第一名。大夏天，在嚴絲合縫的“小黑屋”里，也不開空調(diào)，對著話筒，按鍵一按，《戴軍講故事》就這么開始了。如果一首歌與當年南下打工潮有關(guān)，那他肯定會把這個背景融入到對歌曲的解讀中去。不知道這是否就是領(lǐng)導(dǎo)口中的“特別”，不只陷于自我遐想，還會觀照一種集體情結(jié)。

在主持《音樂專線》的同時，戴軍還在報刊上開設(shè)專欄，并擔(dān)當電視節(jié)目的主持與策劃，廣播、電視、報刊，他果然一個也沒落下。除了“唱”，“說”已然變成了一項謀生的手段，也成為了戴軍考驗自我的一種嘗試。后來過了很多年戴軍才意識到，這段有點忙亂又虛渺的歲月，是一種隱隱的蛻變，而這種過渡一直持續(xù)到新世紀的前夜。

如果那幾年的戴軍是“想要表達”，那李靜就是“太想要表達”。她的角色轉(zhuǎn)變似乎要干脆得多，只是她的內(nèi)心百轉(zhuǎn)千回。

在央視文藝部，李靜那時候只能做一些編輯性的節(jié)目，就是把一些素材串在一起，幾乎沒有什么原創(chuàng)的空間。李靜很痛苦，她想，為什么老天給了我一個最安逸的工作狀態(tài)，我卻如此渴望創(chuàng)造與折騰。

她一點也不想老老實實地待在演播室。為了做一首《藍色多瑙河》的串場，她沖到人家咖啡廳里問，我是中央電視臺的，你能不能借我場地拍點東西？人家說，我有什么好處？李靜說，我給你打一個字幕。她還教唆自己的老同學(xué)來幫她做“不一樣”的攝像。那期節(jié)目李靜自己很滿意：一首《藍色多瑙河》結(jié)束，鏡頭切到李靜在咖啡廳里欣賞風(fēng)景的側(cè)影。然后鏡頭漸漸搖近，李靜轉(zhuǎn)身過來，說，一首《藍色多瑙河》，把我們帶入浪漫的意境，在午后喝一杯咖啡，你是不是也會覺得很放松 & &

這在現(xiàn)在看來是慣常手法，當時卻是李靜的創(chuàng)意沖動。沒人理解，她為什么要讓鏡頭晃來晃去，也沒人理解她為什么要在節(jié)目結(jié)束的時候從一條落滿黃葉的大道盡頭走過來。有一天，同事崔永元在臺里碰到她，對她說，我特喜歡看你的節(jié)目，《周末大回旋》，還有《中外歌舞》。李靜聽了差點哭出來。

這種感覺很復(fù)雜，也讓李靜不快樂，因為她看到的屏幕上的那個人不是自己，越?jīng)_動，越無力，她陷入了新一輪的痛苦。她每天都會哭，有時甚至放聲大哭。

如同六年前的那個小丫頭，面對“命運”總有挑釁的蠻勇，在一個個十字路口，李靜的抉擇總在一瞬間與自己達成：自己確實不屬于這里。幾乎是在一瞬間，她輕吐一口氣，有了一種解脫的感覺。

然而，脫離物欲后的精神快感并不是每個人都敢品嘗。李靜比任何人都清楚，盡管央視的工作無法讓她實現(xiàn)夢想，但畢竟能夠為自己這樣一個獨自在北京闖蕩的女孩提供體面的身份和不錯的收入。但她顯然更加關(guān)注夢想。她只是蒙在被子里問了自己三個問題：我為什么一定要在和平飯店喝咖啡？我為什么一定要在賽特買東西？那些飄著的東西和你有關(guān)系嗎？

然后睜開眼，天亮了，這一次她沒有絲毫的慌張。虛名與浮華，如果你為此貪戀，你就將永遠被夢想折磨——這便是李靜給自己最后的告誡。于是，在4年的迷茫之后，她離開了央視。

崔健本20紀的最后一張專輯《無能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有一首歌叫《90年代》。歌詞寫道：

語言已經(jīng)不夠準確/說不清世界世界/存在著各種不同感覺/就像這手中的音樂

語言已經(jīng)不夠準確/生活中有各種感覺/其實心中早就明白/卻只能再等待等待

這是一個說不清的年代。以往的經(jīng)驗已無法做出準確的解釋。但有些人還是選擇表達，因為他們欣喜，因為他們迷惑。

這是一個說不清的年代，沒有人能一語道破，但答案分明就在命運的翻頁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