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曙林拍攝《中學生》系列當時，北京作家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已經于1977年發(fā)表。這篇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發(fā)端的小說的出現(xiàn)，開始引起人們對于僵化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意識形態(tài)控制教育的反思性思考。那個思想意識非常正統(tǒng)化的學生干部謝惠敏，作為那種僵化教育體制下的某種典型人物而受到質疑。但是，在任曙林的這個系列中，攝影所特有的觀看方式卻無法展現(xiàn)如小說這個手段所能展現(xiàn)的復雜的內心活動、人物描寫與作者對于現(xiàn)實的思考，因此，《中學生》系列所反映的只是一種某個特定群體處于常態(tài)之下的日常生活情形。

與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所能夠達成的目標不同，加上攝影與小說各有其獨擅勝場的地方，任曙林的《中學生》系列所展現(xiàn)的并不是一種對于當時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的批判或質疑，而是通過展現(xiàn)一種在今天看來具有相當理想化色彩的無垢、純樸與純潔的校園生活，讓我們

記憶一種特定的歷史真實。至于如何評價當時這種現(xiàn)實，則是今天我們這些照片的觀看者的任務了。這同時也告訴我們，攝影的可能性與局限性是如此復雜地相互交織在一起。

雖然任曙林所呈現(xiàn)的青少年們并不屬于反叛者，但任曙林本人通過這部作品所呈現(xiàn)出來的攝影觀念與手法卻具有某種反叛性。就拍攝手法而言，《中學生》系列始終以平靜的態(tài)度去觀看中學生的生活，至少沒有以過分陽光感的高亢畫面，去加持那種集體主義意識形態(tài)，

而是始終從平視的角度去處理他面前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看，這種手法起到了對于青少年形象的去理想化的作用。《中學生》系列著重反映的是這部作品的主角中學生所身處其間的日常生活。記錄、反映常態(tài)的學習生活是任曙林的目標，即使有時仍然能夠發(fā)現(xiàn)國家政治

生活對于學習的滲入，如學生為參加國慶游行排練所寫的決心書等，但《中學生》系列基本上沒有納入或者主動回避了這類內容。他的照片少有中學生們激烈的表情、行為與狀態(tài)。顯然，他的這種追求發(fā)現(xiàn)日常的詩意、刻畫日常的詩意、不斤斤計較于高潮瞬間的觀念與拍攝

手法，對于傳統(tǒng)的攝影觀念與報道攝影的概念是某種商榷、冒犯，也是一種突破，盡管那有可能是一種無意識的突破。

檢視任曙林拍攝這部作品的當時，中國當代攝影還處于從過去的糾纏中脫身開始走向追求呈現(xiàn)真相與探索攝影語言的起步階段。而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表現(xiàn)出一種自覺的反浪漫主義的態(tài)度，而且對于舶來的“決定性瞬間”這樣的主流攝影話語已經萌生對抗意識，并付

諸自己的探索實踐，實屬難得。在攝影ABC中，有一始終占上風的說法，“攝影是瞬間的藝術”。受此說誘惑與挑逗的攝影家不在少數，而且有些以此得大名并沾沾自喜于一二精彩瞬間的捕捉得逞，但任曙林在那時卻已經能夠做到不為一二激動人心的瞬間所動，而是著意于

自己對于生活的理解所展開的攝影。他按照自己的攝影美學理想，展開沒有戾氣與火氣的攝影，這在當時的情景之中，也屬“反潮流”之舉。

顧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