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滾石很重要文 / 張釗維

滾石唱片30年，在我生命中占了四分之三強的時間，并且這比重還在繼續(xù)增加。我聽音樂的歷程是從滾石唱片的史前開始的。那時念小學，背井離鄉(xiāng)念大學的哥姐們在家里留下幾十張黑膠唱片：四兄弟、木匠兄妹、賽門與葛芬格、森林中的打鐵匠、杜鵑圓舞曲……成為我一個人在家時最大的享受。當中有幾張國語的，是洪健全文教基金會出版的《西出陽關(guān)》，還有新格唱片出版的《金韻獎第一輯》。

黑膠的音樂啟蒙，很快就轉(zhuǎn)變成輕便的錄音卡帶；對于五年級的我來說，錄音卡帶是真正銘刻著成長記憶的介質(zhì)。我曾經(jīng)稱呼我們這個時代是“錄音帶時代”，有別于我哥姐作為嬰兒潮的“黑膠唱片”時代。從后來的發(fā)展看，我們這個時代具有某種時代的過渡性：我們不像聽黑膠唱片長大的嬰兒潮前輩那樣，具備源自學生革命狂潮的自信、浪漫與沖勁，也缺乏他們所碰到的臺灣經(jīng)濟起飛與祖國大陸改革開放這兩波人生的大機遇；而跟聽CD與MP3長大的下一代比起來，我們的成長基因里又殘留了過多的理想，而看不清楚眼前的現(xiàn)實，或是不愿面對那些被我們認為瑣碎的微小現(xiàn)實。

但是當時我們不知道這種過渡性。在我的中學到大學階段，滾石這個平臺匯聚了羅大佑、張艾嘉、李宗盛、陳淑樺、陳升等等后來紅遍華人世界的熠熠明星，而我們這個時代則通過卡式錄音機以及后來人手一臺的隨身聽，合力打造了一個音樂帝國。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念高中時通過生平第一臺白色的手提錄音機，聽到黑色羅大佑的嘶喊時，那種直透心靈的震動。這20多年來，音樂的載體不知經(jīng)歷過多少變遷，但這些最早的錄音帶，依然一路伴隨我由臺南、新竹、臺北直至北京。這里頭，除了滾石之外，還有飛碟、點將、新格、拍譜、喜瑪拉雅、藍白……

期待每個月出版的新專輯，就成為我成長過程中無法磨滅的回憶：一面計算口袋里少少的零用錢，一面在唱片行里來回尋思到底要買哪一卷。這其中，滾石唱片被挑中的比例通常是最高的。

這跟個人的態(tài)度與喜好有關(guān)，也跟時代的潮流有關(guān)。錄音帶時代的成長恰恰伴隨著80年代臺灣、社會與經(jīng)濟的轉(zhuǎn)型：從過去的管制、權(quán)威，到后來的開放、多元。而滾石唱片的每一個歌手都有著不同的風格，恰恰呼應(yīng)了這個原本一元化的社會在松動當中所展現(xiàn)出來的不同個體豐姿：或者張揚或者低調(diào)，或者青春或者成熟，或者輕松或者糾結(jié)……這是一幅當代臺灣真實社會的浮世繪拼帖，也恰恰提供了我們這個時代在“轉(zhuǎn)大人”的當下，青春躁動情緒的投射對象與代言出口。

80年代末的變動比我當時所認知到的要更快速。且不談?wù)谓?jīng)濟上的變化，單單看一下當時臺灣高科技代工業(yè)在國際上的起飛，其所帶來的影響就是始料未及的。當因為臺灣高科技業(yè)者的勤勉與聰敏，而使得每個人都有個人計算機之后，信息與文化的載體就有了徹底變化的物理基礎(chǔ)。個人計算機取代錄音機與隨身聽，成為稱霸下一個十年的傳播工具；從CD的普及到后來網(wǎng)絡(luò)的發(fā)達，錄音帶的消亡成為彈指之間的逸事。在人類聲音科技的發(fā)展歷程中，從來沒有像錄音帶這樣，短短20年之間占領(lǐng)所有的家庭、餐廳、音樂廳、辦公室與工廠，而后又快速退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