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都以為，工具書是客觀的、資料性的、實用性的、不帶有任何立場和見解的，就像錐子、鉛筆、刀、叉、湯匙一樣，只是一件工具，全視乎我們如何使用。但我們忘記了，是工具的形態(tài)、設計和可挪用性首先決定了我們能做／造什么。我們拿著錐子不能寫字、鉛筆不可撿食物、刀叉不可做木工，但這些工具理論上也可以用在相同的事情上，例如殺人。在某一層意義下，并不是我們使用工具，而是工具使用我們；工具并不僅僅是我們達到目的的手段，它首先就設定了我們可以達到怎樣的目的。

詞典是個很好的例子。詞典的工具性令它成為一種近乎透明的文類。它隱藏了自身的界定性、支配性功能，而以一種靜態(tài)的、被動的、服務性的姿勢含蓄而謙卑地蟄縮于我們的書架上。它甚至取消了姿勢這回事，完全不動聲息、毫無表情。它雖然蘊含豐富的知識，但它不像任何學科的巨著一樣夸張自己的價值?？墒?，它比任何一本巨著更有力地主宰著人對世界的認知，因為它掌握著兩種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利器——規(guī)范和解釋。

規(guī)范是事物之可能和不可能、應該和不應該、存在和不存在的分界線，而解釋則是如何可能、如何應該和如何存在的具體行使。詞典負責界定什么應該被納入一個語言系統(tǒng)中，什么應該被排拒，所以詞典在作為工具之同時，也包含了一種政治和文化上的立場。根據(jù)這些立場，詞典從語言的最基礎單元規(guī)劃了一個社會中所有文本的可能的、被容許的讀法。

韓少功的文類小說《馬橋詞典》正正揭示了詞典這種工具書的塑造性，又令人注意到詞典所維護的正統(tǒng)觀，以及它在主導和邊沿語系、在普通話與方言之間如何建立尊卑、上下、清濁等非本質性的關系。韓通過為馬橋人編寫他們的地方語言詞典，處處對正統(tǒng)漢語予以冷嘲、懷疑和顛覆，比如漢文化至高無上的“龍”字在馬橋話中卻指男性生殖器，是鄙俗的用語；“醒”字反指“愚蠢”；“白話”分別指鬼話和白說的廢話。《馬橋詞典》事實上是一部反詞典，因為它不像一般詞典一樣以工具性掩飾自身的支配性，而是把自身糾結其中的語言權力運作披露出來，讓讀者對詞語的界定和運用中的政治含義保持警覺，并自警覺中批判地形成自己對詞語的理解和立場，創(chuàng)作自己的個人詞典，亦即詞典的反規(guī)范化。

重掌解釋權，這是《馬橋詞典》的啟示。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充斥著“香港大辭典”、“回歸叢書”等所謂“認識”香港的“工具書”的時代。原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以作這樣的理解——是工具決定功能和目的。器之利鈍，造就事之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