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王賡武教授所編的《香港史新編》，要讀到字里行間去才有意思。尤其是不同篇章的不同作者對同一事件或課題的看法，總的來說雖然普遍地符合主流論述的標準講法，但間中也可以讀出頗為微妙的差異。香港史是延續(xù)的還是斷裂的，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屬于一個時間跨度上的問題。另一個從共時的空間切入的例子，是香港地域民族的關系模式，究竟是傾向融合還是沖突。

第一章《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的作者區(qū)家發(fā)，除了強調香港地區(qū)數千年歷史的延續(xù)性，也努力形塑一種共融的觀念。他提到，早在秦朝時期戍邊開發(fā)嶺南，設置郡縣，“大批中土人士帶來了中原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加速了嶺南地區(qū)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又使境內深居溪洞的各部越人逐漸轉變?yōu)榭たh的編民，與南下定居的中土人士通婚融合，為創(chuàng)造絢麗多姿的嶺南文明奠定了基礎”。當然，奏始皇開邊設郡是可考的史實，問題是隨后對此史實一廂情愿的設想。秦向外擴張，根本就是帝國侵略，把弱小民族消滅，吞并到自己的管轄下。時間的距離、強權的得勝和功利主義式的價值觀（只要帶來經濟發(fā)展就是合理的行為），令我們常常愿意對歷史的殘酷和不公視而不見，并且以美麗的言辭替強權粉飾。以此共融觀為指導，作者引申到以下的結論：“綜觀上述，香港數千年來，人口不斷流動，居民來自五湖四海、難免因姓氏、地域、語言、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產生某些矛盾和碰撞，但基本上還能和睦相處，各司其業(yè)。”值得留意的是，所謂的“和睦相處”究竟是基于什么因素。是真正的群族間的平等互讓并存，或是互相制衡，還是由于強勢群族對弱勢群族的高壓所造成的一個缺乏表面沖突的“和睦”假象？

對于這種共融觀，另一位作者冼玉儀似乎抱持懷疑的態(tài)度。在談到一八九八年新界居民聯(lián)合抵抗英軍進駐新界，她認為大族村民之所以發(fā)起武力抵抗，是由于“他們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包括在‘稅閥制度’下征收地稅的權利”。于是，“憑著他們多年來村與村、鄉(xiāng)與鄉(xiāng)械斗和組織鄉(xiāng)勇、鄉(xiāng)約所積累下來的經驗，在大族子弟領導下抵抗英兵”。這幾句說話對新界住民群族間一向所處的關系，作出了可圈可點的描述。事實上，在香港地域的群族流動和替代過程中，歷史必定充滿著“矛盾和碰撞”，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選擇視而不見，不去研究、面對和反省它。

早前孔誥烽關于蜑族在香港地域遭受歧視、壓迫，甚至是被宋朝漢人屠殺的歷史研究，就是要令我們警醒，在粉飾得美輪美奐的共融歷史背后，埋藏著許多不義和不公。這并不是如一些回應所說的反文明、反進步、鼓吹分裂、挑起矛盾。我反而認為，認識、尊重和堅持差異，才是文明之所以為文明的內蘊。若不，任何富足發(fā)達的大國或大群族，都只有資格被稱為強權。而且，綜觀世界歷史，無論在東西方，人類皆假“文明”之名，做出了歷史中最黑暗、最殘暴、最惡劣的事情，無數的弱小群族因而滅絕或被迫同化，而我們還在高唱勝利者的頌歌。“文明”，實在是個危險的字眼，不可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