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新編》一書中的多位合寫者，普遍地認同符合于當前政治形勢的延續(xù)性史觀。這種立場可以用霍啟昌在第二章《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中開首的文字總結：“不少人有個錯覺，都認為在英國人管治之前的香港，只是一渺無人煙的荒島，并無什么古跡文物，自然更談不上有社會的存在。本章的主旨在于首先簡略說明，香港地區(qū)各處不僅在石器時代以來即有文化的存在，而且一直是中國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可是，在英國人割占香港之前，“香港地區(qū)”已存有文化是一回事，而歷史學者把這視為后來殖民地上衍生出來的香港文化的直接源頭，卻又是另一回事。我把后者稱為延續(xù)性史觀，并認為這種延續(xù)性其實是想象的、后設的。

在這種普遍的延續(xù)性氣候底下，另一位作者冼玉儀的“香港島中心論”便顯得格外富于批判精神和洞察力。冼既承認“香港地區(qū)”在一八四一年前已有悠久文化的事實，但更準確地說，這其實只是限于后來稱為新界的地區(qū)。至于“香港島”，“可以說是新安縣的‘邊陲之地’，在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較內地為落后”。冼又說：“新城市在港島北岸建立，向東西兩面伸展，遠離原來的村落……市區(qū)的發(fā)展并不是以原有的農村為核心而擴建出來的。”這里十分清楚地說明了，我們談論的一八四一年以后的香港史，事實上很大程度是香港城市史，而這個以英國殖民政治和商貿經濟為骨干的香港城市史，跟一八四一年前的新界鄉(xiāng)村文明基本上是沒有直接承傳關系的。任何把新界鄉(xiāng)村文化以及此前的經考古學“發(fā)現(xiàn)”的既有文化，說成是后來香港文化根基的做法，都只能是一種言辭上的魚目混珠，而沒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據。而歷史，縱使并不是真實本身而只是關于過去的論述，也得講求建構上的理據。

冼玉儀對于“香港史”和現(xiàn)在我們所生活其中的“香港”實體有很簡潔而準確的描述：“從人口、經濟活動和城市發(fā)展來說，1841年后的香港可以說是從外面移植過來的社會，而不是從原有的漁農社會衍生出來的。”香港，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香港，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地方。香港的歷史是斷裂的，在一八四一年突然從中國歷史分歧出來的，缺乏直接可溯性的。這并不是說香港史跟中國近代史沒有關系，也不是說香港文化能完全脫離中華文化成為一個純粹的原創(chuàng)獨立個體，而是說，香港地區(qū)還有待于歷史論述中跟中國建構更曲折復雜的關系，而不是讓大延續(xù)史觀中的單向遞屬關系抹去其主體面貌。我們必須批判地辨識往大敘述尋根的虛幻，轉而在歷史的斷層上書寫我們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