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會以照片為歷史的證據(jù)，在各大出版社近年制作的通俗香港歷史讀物中，照片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些出版物更是以照片為主導，意圖讓影像說話，敘述香港的歷史變遷。問題是：影像真的能說話嗎？它說的又是真話嗎？

關于攝影影像如何說話或傳達信息，粗略可以理出兩個面向，一是攝影的紀錄性功能，另一則是攝影的藝術性功能。前者跟后者在理念上是互相排斥的。在新聞報道、歷史著述，或普通至日常生活留影中，我們都毫不懷疑照片是一些實在地發(fā)生過的事情的有力證據(jù)。但在視覺藝術的范疇中，二十世紀初期的現(xiàn)代主義攝影家們開始不滿意讓攝影淪為紀錄事實的工具。他們致力把攝影引向它的視覺形式而非被攝物件或事件的內容上去。攝影并不被動地紀錄什么，而是主動地捕捉光陰、創(chuàng)作空間的微妙結構。攝影于是日漸成為一種有別于繪畫的藝術形式?，F(xiàn)在，加上對客觀紀錄的質疑和影像的支配性和建構性思考，攝影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越來越站不住腳。

紀錄性攝影和藝術性攝影基本上假設了兩套截然不同的攝影語言。前者追求的是以最清晰的方法呈現(xiàn)事件的時、地、人等各種要素，達至紀錄的資訊性作用。后者卻無須顧及外在于照片的“客觀”自存的事實，而只反顧自身在構圖、色彩、灰調、反差、光影、時機等方面的形式掌握。當然，影像的社會信息和形式美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但基本上紀錄性和藝術性有傾向上的差異。后者的通俗化版本是業(yè)余攝影發(fā)燒友奉為圭臬的“沙龍”照，即常見的維港日落帆影之類。

“戰(zhàn)后香港軌跡”之《社會掠影》和《民生苦樂》兩本照片集，正正凸顯出攝影的紀錄性和藝術性之間的拉扯和失調。二書所收錄的是鐘文略自五十至七十年代所拍攝的香港生活百態(tài)，但書中最尷尬和不協(xié)調的是影像和說明性文字之間的格格不入。鐘文略的照片雖然拍下了香港不同區(qū)域、不同階層、不同年代的市民生活面貌，但我認為他的主要拍攝效果并不是紀錄性的；亦即是說，這些照片非常側重于構圖、光影等藝術技巧上的考慮，而不旨在紀錄客觀的社會狀態(tài)。文字的部分很明顯是意圖把抽離的、形式主義的影像重新嵌入實有所指的歷史論述中，于是便常常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一幀只有人物剪影的照片，原本呈現(xiàn)的是影像的形式美感，文字卻牽強地把它解說為渡輪上的平民生活片段紀錄。文字的歷史論述語言，把原本意義不特定的影像拉向紀錄性的功能。這令我們意識到，照片往往是既多義又啞默的，往往是文字令影像說話，甚至是代影像說話。文字的歷史紀錄式敘述反過來奪取了鐘文略的照片的主導位置，把歧義的影像簡化和統(tǒng)一為一個充滿陳腔濫調的香港進步神話，這不單是對攝影者的藝術取向的漠視，也是主流論述對攝影這個媒介的粗暴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