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回憶錄》中明確記載，1931年夏天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國民黨決策層的會議，討論張學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政策：“……委員長原已發(fā)現(xiàn)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tài)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xiàn)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顧維鈞的回憶，為這段幾乎不為人知的史實留下了珍貴的記錄：張學良在1931年的這個夏天，確實是曾經(jīng)明確向國民黨決策層提出“對日采取強硬態(tài)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

可是，到了事變前幾天的9月6日，張學良卻給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發(fā)出了這樣一份電報：

現(xiàn)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wěn)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不難看得出，張學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沒有得到國民黨決策層的支持。而曾跟蔣介石討論著“我方亦應有所自省”、“吾人自應早為之計”的張學良，到九一八前夕，思想也已統(tǒng)一到國民黨決策層的“早已決定”的“對日方針與步驟”、“早有準備”的“一切應付辦法上”了。

至此，“不抵抗”政策已被國民黨決策層推行到東北的土地上。

蔣介石曾在廬山上開會，討論張學良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tài)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這一段史實的具體情況，至今鮮為人知。但否決張學良的提出的要求，選擇不抵抗，體現(xiàn)在一個在有關不抵抗的文章中常常會提及的歷史細節(jié)上：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南昌發(fā)表了《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nèi)攘外》，明確提出了“惟攘外應先安內(nèi)，去腐乃能防蠹”。

隨著做過著名的“攘外應先安內(nèi)”政策的出臺，“九一八”事變的結局究竟會如何，實際上已成為了定局。在1931年那一個夏天，廬山上的蔣介石開會否決張學良等提出的“直接抵抗日本侵略”政策時，東三省由于“不抵抗”而迅速淪陷的結局，就已經(jīng)是悄然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