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是在我姐的病房。我說了，她大多數(shù)時間安安靜靜地站在那里。她上身穿一件春意盎然的絲質(zhì)短袖襯衫，下身穿一件粉色緊身褲，頭發(fā)連同柳海一并梳到腦后，扎起一個馬尾，額上淺淺地露出美人尖。我頻頻偷看虞儷，有時候是賊忒兮兮地掃一眼，再掃一眼，有時候我索性肆無忌憚地看。虞儷更多時候在聽他們講話，認認真真地看講話的人，我希望她也能把目光勻點兒給我。有那么一兩次，虞儷似乎察覺到我在看她，也有意無意朝我這兒看，但是等她的眼神真的跟我的目光遇上，我卻像一只捅破了的魚鰾，立刻泄了氣，快而亂地將目光挪向別處。

我第二回見到虞儷，是在病房的走廊。我感覺百無聊賴，下樓逛了一圈書店，胡亂看了一陣，沒買任何書。我再上樓，正好在走廊遇見虞儷。她這回一身雪白的夏季運動裝，雪白的T恤，雪白的短褲，雪白的旅游鞋，頭發(fā)依舊整整齊齊梳向腦后，但是盤起了一個發(fā)髻，整個裝束清爽利落，仿佛一個洛麗塔版的乖乖小秘書。虞儷單肩挎一只書包，急匆匆地往電梯走。我沒問她什么時候來的，卻問她：“明天還來嗎？”問完這句話，我覺得有點兒后悔，好像暴露了內(nèi)心的大隱私。虞儷倒沒覺得有什么奇怪，大大方方地沖我一笑，月牙平臥，芙蓉花開，大大方方地說：“來的呀！今晚因為家里有點事兒，我就先走啦！”

第二天虞儷并沒有來。第三天也沒來。我很想知道什么原因，但是無從知道，我不能去問任何其他人。這種感覺就好比我的第一次夢遺，我誠惶誠恐，極其渴望弄明白來龍去脈，卻只能憋在肚子里，直到終于有一天無師自通。第四天，我姐就出院了。

我第三回見到虞儷，是在我姐出院后一周。我姐跟幾個女同學約好，在我跟我爸媽回安吉之前，揀個沒有毒辣日頭的陰天，帶我們在上海好好溜達一圈兒，逛逛代表性的繁華路段，買幾件稱心如意的衣帽鞋褲。令我暗自欣喜的是，虞儷那天也來了。我們一行七八個人，先是走了外灘，接著走了南京路、淮海路。我一路走，一路斷斷續(xù)續(xù)想到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我想，這三個大佬，得他媽擁有多大能量，才能吞下這半個最藏金納銀的上海。我們走了整一個上午，走累了，找個餐館集體歇了歇腳，然后繼續(xù)走。我們又走了紹興路和山陰路。在紹興路，我看到我的童年伙伴兒《故事會》雜志的老窩，那不經(jīng)意的一刻，仿佛玄奘第一眼見著觀世音，一時驚喜交加。在山陰路，我看到魯迅故居，我們買了門票進去瞅了瞅，樓上樓下小三層，最大感覺是真有錢啊。跟魯迅故居緊緊相鄰的，是茅盾故居。我們對這個作家都沒什么太多認識，就沒再進去。大熱天的，這兩條小路卻是紅磚綠瓦，梧桐成蔭，比起之前溜達的十里洋場，怎么看怎么更像上海。

我們又走了大半個下午，我在大家的說話聲中，無數(shù)次偷看虞儷，卻一句話也沒跟她說過。后來我們走在一條路上，準備去坐公共汽車，我一身疲憊，落落寡歡，低頭只顧往前走。我聽見有人在身后叫我：“海生！”我扭頭看，竟是虞儷，她一手指向路邊，手指稍稍向上，笑著對我說道：“你將來的目標！”我好奇地順著她指的方向看去，兩尊昂首挺立的石獅子中間，夾著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紅墻鐵門，鐵門上一個個突起的圓點，衙門似的，在周遭眾多現(xiàn)代樓群的映襯之下，顯得別別扭扭。鐵門上方，一塊老大的白底匾額，書寫著幾個墨黑大字，“上海交通大學”，一看就是毛澤東手筆。我也沖虞儷笑了笑，一時不知該說什么。在虞儷面前，我每次總想使勁說點兒什么，每次都是一片茫然。

離開上海的頭一天，我在我老爸指示下，買來整張紅紙，一裁為二，又買來一瓶曹素功墨汁和一支兼毫大毛筆。我用我得過獎的行書，寫了兩張大致意思相近的感謝信，一張貼在救過我姐性命的醫(yī)院門口，一張貼在我姐的校園櫥窗里，鮮紅鮮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