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我們在討論嚴肅問題，你這樣說毫無意義。順便說一句，這不僅關乎德國人民，也關乎軍官團和軍隊能否恢復名譽?！?/p>

魯：“你為什么不去看看興登堡？畢竟他才是德國陸軍元帥?！?/p>

韋：“興登堡已經(jīng)70歲了，而且連小孩子都知道，你才是德國的頭號人物。”

魯：“敬謝謬獎。你可是為民主唱贊歌的，你和《法蘭克福報》應該受到譴責！你看看，現(xiàn)在都成什么樣了？！”

韋：“你覺得我會把現(xiàn)在這種丑惡的動蕩叫作民主嗎？”

魯：“那么你的民主是什么樣？”

韋：“人民選擇他們信任的領袖，然后被選出來的人說，現(xiàn)在你們都閉上嘴，一切聽我指揮，誰都不許隨便干預領袖決策。”

魯：“我倒喜歡這樣的民主！”

韋：“但人民會坐下來看熱鬧，如果領袖犯下罪錯，就把他送到絞刑架上去！”（瑪麗安妮·韋伯著，《馬克斯·韋伯傳》，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801頁）

撇開這個特定對話場合的特定情緒因素不論，實際上，這其中隱含著韋伯的一個完整邏輯——政治家從人民那里獲取權(quán)力對人民進行正當性統(tǒng)治，人民從這種統(tǒng)治中獲得個體自由的合法性保障，同時以這種自由激勵政治家的創(chuàng)造性并迫使他們承擔責任。我們可以看到，構(gòu)成這個邏輯的并不是韋伯的一套教條化理念，而是一直在他頭腦中醞釀并日臻成熟的一個復雜的技術操作系統(tǒng)，也就是他所堅持的德國憲政新秩序。

按照古典自由主義呆板的權(quán)力平衡原則，被統(tǒng)治者應當有機會求助于競爭性的統(tǒng)治權(quán)力以表達自己的意志，但由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在這種平衡機制中充當創(chuàng)造性力量，這個原則并沒有更多的說明。因此，在政治思想史上，是韋伯首先提煉出了一個創(chuàng)造性觀念，即現(xiàn)代政治作為一項承擔特殊責任的職業(yè)，需要一個特殊的群體以此為志業(yè)，那就是職業(yè)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從上面的對話中不難推想，解決這個問題涉及一系列復雜的政治關系，沒有一個調(diào)整這些關系的制度基礎是根本無法想象的。韋伯堅決認為，非如此，自由主義就不可能確立一種與政治權(quán)力的建設性關系，這對于現(xiàn)代國家的理由和目的都至關重要，尤為關鍵的是，前程未卜的德國應該怎么辦，這才是激勵韋伯嘔心瀝血的主要動力。按照他一以貫之的方法論立場，在這個不可逆轉(zhuǎn)的價值多元時代，他無法從科學實驗的意義上證明任何價值目標是否正確，他能說的只是，如果要抵達預期的目標，就必須或可能使用什么樣的手段，這些手段將必定或可能導致什么樣的結(jié)局，最后，任何結(jié)局都必須有人承擔責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