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森非常精準地把握住了韋伯的政治思考脈絡。在韋伯看來，俾斯麥帝國日趨混亂，“一戰(zhàn)”及隨后的德國革命，終于導致了帝國的垮臺及其憲制的毀滅，實際上這個過程使民主力量也頗感意外，它們對于從頭開始立即建立一個新的憲政秩序這一任務，除了花里胡哨的教條和狹隘的自利打算，絕對沒有任何切實的準備，而如果沒有這樣的新秩序，德國就很可能再次四分五裂，或者沉入共產(chǎn)主義的旋渦。按照韋伯在“一戰(zhàn)”前后反復推演的經(jīng)驗論證，德國從威權體制向新秩序的過渡，除了強權支配下的和平有序變革，別的途徑都沒有邏輯和事實上的可行性，而且未知成本的不確定性令人不寒而栗。同時，后俾斯麥時代統(tǒng)治階層的日趨無能也給德國知識界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良機，只不過，保守派知識分子的政治反動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政治智障，卻令德國的大眾動員目標越來越分裂與混亂，這成了本書設定的時間段中德國最醒目的政治景觀，韋伯對他們的厭惡和絕望，至今聽上去還是那么振聾發(fā)聵。因此，他曾針對時局表達了一個強烈期盼：“我們缺少的是一個政治家對國家的領導，這并不意味著需要一個政治天才（那只能指望出現(xiàn)在少數(shù)國家），甚至不是一個顯赫的政治干才，而只是一個不管在什么程度上都可以叫作政治家的人！”（馬克斯·韋伯著，《政治著作選》，第162頁）最后，到1919年初，韋伯在萊比錫發(fā)表了那個獨具匠心的演講——《以政治為業(yè)》，也許可以說，即便在源遠流長的西方政治學說史上，它也算是一份無與倫比的重要文獻，若是按照傳統(tǒng)的政治與政治學眼光來看，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在于，它徹底過濾掉了一切意識形態(tài)成分，根據(jù)政治倫理、政治規(guī)則、政治邏輯本身的高度獨立性，第一次使用富有解釋力的經(jīng)驗理論方法，還原了政治和政治人的本相，揭示了這種本相與政治理想之間難以消解的內在張力。毫無疑問，這一切都必須根據(jù)政治操作的因果可能性進行實證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