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韋伯還是一個年輕的大學教師之時，有些熟悉他的同好就認為，他是個天然的政治家，應當責無旁貸地投入政治實務。韋伯本人也曾以此自許，并在多個重大歷史節(jié)點上盡力爭取相應的權力地位，以期在實務操作中貫徹自己的政治藍圖，這個藍圖從弗萊堡就職演說到魏瑪制憲方案及其一系列備忘錄，在蒙森的筆下，構成了一個高度完備的政治框架，其中當然也包括實現(xiàn)不同階段戰(zhàn)略性目標所需的復雜手段，對當時的德國政界、學界和公眾輿論都產(chǎn)生了廣泛的沖擊性影響。但是，從這三十年間德國的政治演變來看，韋伯從事實際政治不得不背負的一個外部沉淀成本，殊可謂駭人聽聞。他在就職演說中曾痛苦地指斥道，這個民族的政治教育已經(jīng)耽誤了一百年，因此，按照蒙森的說法：“韋伯的個人悲劇就在于，他作為一個‘地道的實干家’，不得不用整個一生與‘智力癱瘓的行動’進行斗爭?！保ǖ?3頁）這場實力懸殊的斗爭，在曠日持久的憲制改革博弈中達到了巔峰。蒙森的細致描述可以讓我們看到，韋伯始終需要面對的主要是兩個死敵，一個是僵硬的教條癖勢力，另一個是冥頑偏執(zhí)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雖然這在實際政治中很常見，但德國當時的既定條件卻使韋伯這種人的處境變得尤其困難。當然，還有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也無法回避，也就是，如果把韋伯看作一個眼光深遠、頭腦冷峻的戰(zhàn)略操作大師的話，他在日常的戰(zhàn)術操作層面卻完全是個手足無措的外行。他深知現(xiàn)代政黨組織的功能主義價值是多么不可或缺，但在那種極度撕裂的政黨政治格局中，他對組織的經(jīng)營與整合卻一籌莫展，甚至不屑一顧；他作為一個恪守知識誠實原則的學者，在個人基本價值信念問題上從不妥協(xié)，但在價值操作的技術手段問題上也很少妥協(xié)；他在現(xiàn)實政治調(diào)適與極為縝密的倫理嚴苛主義之間把握動態(tài)平衡的冷酷意志，令人不寒而栗且難以捉摸，這使所有固守黨見立場的政治家都不堪忍受，無論他們來自民族自由黨、天主教中央黨、社會民主黨，還是來自他本人參與創(chuàng)建的德國民主黨。結果是，韋伯看上去就像一個偉大的軍事統(tǒng)帥，但身旁卻沒有一兵一卒。正因為如此，也正如他曾自述的那樣，畢其一生，他都注定了是個politischer Einspanner（政治單身漢）。（見第332頁）若是從后來的歷史進行客觀的因果追溯，也許應該說，這已經(jīng)遠不是韋伯的個人悲劇了，以致后來人甚至可以提出一個已經(jīng)無法假設的歷史假設：如果當時的韋伯——或者韋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有機會登上古羅馬意義上的獨裁官地位，局面將會如何？

蒙森的這幅韋伯政治肖像，無疑會令觀者見仁見智，但也有助于對韋伯的政治業(yè)績形成一些基本的客觀判斷：韋伯對他的國家和德意志民族一往情深，把政治局勢所需要的高聲吶喊視為一項天職；他畢生都在經(jīng)驗著德國與世界，對政治了如指掌且目光如炬，這使他的政治思考達到了極高的強度；他親歷了歐洲舊秩序的衰落與崩潰，面對那個時代命運攸關的各種政治事件，雖然他的政治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自己的時代，他的日常政治經(jīng)營技能也并不足以支持他的戰(zhàn)略推進，但他對現(xiàn)代政治的遠見卓識仍在表明，他的頭腦至今還是最強大的政治頭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