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女性研究叢書就提供了這樣的范例，性別作為一種歷史研究范疇，意味著方法論的革新——一種方法論的想象而不是西方中心的文化想象。正如法國歷史年鑒學派對物質生活十分關注，而當代中國新史學學派則對歷史進行“情境化寫作”。復興是一個充滿歧義的范疇，正如當時的宋明理學，在“復性”——挽救人心，培養(yǎng)德性——的訴求中，讓女人收獲了纏足的推廣、烈女和貞節(jié)牌坊的劇增。當然，從現(xiàn)成的主流結論出發(fā)去關照古代婦女的生活不是女性系列叢書的套路，同時給“受壓迫”話語翻案更加不是此套叢書的宗旨。中國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出版了陳東原、譚正璧、陳顧遠、金仲華等人的婦女研究著作，其中以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影響最為深遠。該書對婦女作為宗法制度的犧牲品，從周以前至民國止進行了歷史的系統(tǒng)的論述。女性研究叢書的新意在于，盡量找到性別理論和歷史史料之間的平衡點，低調處理史料以及理論相激發(fā)的新結論。于是，人們獲得了這樣一些古代女性的另類形象：既不英雄也不凄慘，既不絕望也不樂觀，既不溫良也不刁蠻，歷史亦如生命本身一樣，是抗爭與妥協(xié)，偶然與必然，文化制度與文化操作的復雜織體。因此，也許在主流史家看來，婦女史有冒名頂替之嫌，是這樣一些“斷斷續(xù)續(xù)，聲音微弱，需要更多注意力才能捕捉到的信息”，婦女史本身像女人說話一樣，無中心、無主角、無主線，顯得蔓延、隨意與松散，歷史不再顯得雄辯與無可置疑。但恰恰是這種被男性中心歷史故意疏漏與覆蓋的占全人類一半人口的聲音，讓歷史自身顯得完整。于是，性別成了歷史實踐其學術公正的一種努力途徑。

海外女性研究叢書的“海外”二字，使得研究者們面對中國文化這龐大而悠長的歷史文本，不約而同地呈現(xiàn)出禮貌與溫情的學術姿態(tài)，這是本人作為一名中國讀者的直覺印象。她們，那些海外學術同行們，不滿足于現(xiàn)成結論的學術創(chuàng)新姿態(tài)與這種禮貌態(tài)度一道構成某種奇怪的書寫風格，因為顛覆總是在自身話語系統(tǒng)中進行的，比如尼采、?？?、拉康、德里達，甚至包括史學界的布羅代爾等。說到中國的事情，因為有了薩義德的《東方學》，漢學研究的分寸感始終是一個微妙的距離，是帶著手套的觸摸。這樣的禮貌屬于文化空間地理學的問題，或許從側面給予人們這樣的啟示：對自身所浸淫的文化進行嚴厲的批判和無情的解剖，并不意味著背叛與自輕自賤，自家人說自家事，因為熟悉，倒是少了些溫情，多了些兇猛，比如魯迅先生，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正是這痛苦，才能完成蛻變，完成理解之后的更高認同。

道德、個體以及任何一種類型的文化永遠都在生成之中，會在扔掉一些東西的同時吸收一些東西，漢民族本身也是在兼容并蓄的動態(tài)過程中形成的。沒有哪一種文化哪一種制度能夠一勞永逸地為人類提供解決方案。即使在某一類文化共同體內部，人們接受什么或者排斥什么，都不是恒定與決絕的。這是歷史的吊詭，這是歷史告訴人們的虛無的力量和力量的虛無，但創(chuàng)造與擴展自由的邊界，是人類歷史共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