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師不一樣。談到一個人的善，要追問到他本來的心跡，要看他心跡是不是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轉出惡果，仍舊無損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惡，便算惡，盡管轉出善果，仍舊不能不說是偽善；進一步說，不但存心惡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惡，但并沒存心為善，轉出善果，也不能說是善行；更進一步說，存心不善不惡，但若有心為善，轉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稱道的。這就是俗話所說的‘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上面所說，重點是根本這個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內發(fā)出，而不是有心為善，有心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質有沖突，善的本質是沒有別的目的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于無心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為惡卻又轉出善果來的，當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謬的事莫過于存心為惡，反而轉出善果，這個作惡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頌，這太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為，是一種偽善。”

“剛才我說過，判定善的真?zhèn)?，要從一個人做出來的看，而不是想出來的、說出來的看。這個標準，也許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觀。你口口聲聲要問一個人本來的心跡，你懸格太高了。人是多么復雜的動物，他的心跡又多么復雜，人的心跡，不是那么單純的，也不是非善即惡的。事實上，它是善惡混合的、善惡共處的，有好的、有壞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為人的、有為我的。而這些好壞明暗高低人我的對立，在一個人心跡里，也不一定是對立狀態(tài)，而是混成一團狀態(tài)，連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跡既是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標準，你怎么能用這種標準來評定他存心善，還是存心不善不惡，還是存心惡，還是有心為善呢？心跡狀態(tài)是一團亂麻，是他本人和別人都難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辦法是回過頭來，以做出來的做標準，來知人論世、來以實踐檢驗真理。我的標準也許比較寬，寬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類——就是存心不善不惡、有心為善甚至是存心惡的三類都包括進去了，只要這四類都有善行表現(xiàn)出來，不管是有意的無意的好意的惡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說，唐太宗肯蓋這個憫忠寺，是種善因。”

“法師真是佛心，喜歡與人為善，到了這樣從寬錄取的程度?！?/p>

“寬是寬了一點，但也不是不講究分寸。像我說唐太宗蓋這個憫忠寺，是種善因，并不是做善行，這就是分寸?！?/p>

“照法師這么說來，蓋了這么個大廟都不算是善行，只算是善因，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

“這要看對誰來說。如果某甲有一兩黃金，他出九錢蓋廟，哪怕只能蓋一磚一瓦，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萬兩黃金，他出一千兩蓋了整個的廟，他的善行，就比起來像善因，很難算是善行?！?/p>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為皇帝，當然不止是十萬兩的某乙，他蓋憫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況，他有權力根本就不使蓋憫忠寺的理由發(fā)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麗？不打高麗，就不會死人，就無忠可憫，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麗，那才算是他的善行?！?/p>

“照法師這個因人而異的標準，我發(fā)現(xiàn)法師懸的格，簡直比我還高。唐朝當時受到四邊民族的壓力，唐太宗不動手打別人，別人大了，就會打他，如今你法師竟用的是人類和平的標準、不殺不伐的佛教標準，來要求一個十九歲起兵、二十四歲滅群雄、二十九歲就君臨天下的大人物，法師未免太苛求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