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種城市精神染上了一種使命感的色彩，有時甚至遭到玷污。啟蒙哲人對當時最有權勢的體制構成了威脅，而他們也越來越感到焦慮，因為他們在與強大的敵人進行戰(zhàn)斗，例如，正如伏爾泰感嘆的，教會確實堅如磐石。這就是為什么啟蒙哲人既表現出機智，又缺乏幽默感；機智是他們的使命要求必備的品質，而缺乏幽默感則是由于他們身處戰(zhàn)斗狀態(tài)。敵情頻頻不斷，而且并非都是假想出來的。因此他們很容易把批評視為誹謗，把玩笑當作詆毀。他們過于敏感，乃至神經兮兮。狄德羅的書信和盧梭的《懺悔錄》就記錄了許多讓人覺得不屑一顧的無謂爭吵。休謨看到一個論戰(zhàn)小冊子攻擊他時，就馬上變了一個人；更典型的是，達朗貝爾請求書報檢察官封殺批評他的人，萊辛用自己的學識無情地奚落觀點相左或才能較低的學者，甚至口出臟話。這就是為什么歌德把柏林的“啟蒙學者”尼柯萊稱作“耶穌會的食客”；這也是為什么沃波爾在1779 年指出，“除了布豐，啟蒙哲人都是一些刻板、傲慢、專斷的花公雞——我就不必說他們是多么難以相處了?！碑斎?，沃波爾是個很挑剔的觀察者，他對啟蒙哲人的觀察很透徹，但是他沒有看到，這種激烈和自信（常常使人變得難以相處）乃是一種職業(yè)特點，改革者往往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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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繪這幅集體畫像時，我毫無偏見地從整個18 世紀、從孟德斯鳩到康德，獲取任何可資利用的材料。這種做法有其優(yōu)點： 它強調了這一小伙人的家族相似性。但是這種做法也會模糊一個事實，即啟蒙運動有一個歷史過程。由于最后一代啟蒙哲人有前輩的工作可以借重，所以這段歷史的終點已經與其起點大不相同了。傳統的做法是把啟蒙運動界定在英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一百年。正好也有兩個便于記憶的生卒年份： 孟德斯鳩生于1689 年，霍爾巴赫死于1789 年。誠然，這個界定不是絕對的，不斷地有人在移動分期的界限。有人降低啟蒙運動的地位，稱之為文藝復興的最后一幕；也有人將其擴展，把培爾乃至笛卡爾都算作啟蒙哲人。盡管這些嘗試能夠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18 世紀思想論戰(zhàn)的前史，但是我依然贊同傳統的分期。我將會闡明，盡管啟蒙運動特有的觀念源遠流長，它們只是在18 世紀才有了革命性的力量?；舨妓?，甚至培爾生活與寫作的時代顯然與霍爾巴赫和休謨的時代大不相同。

可以說，啟蒙運動乃是相互交疊而聯系密切的三代人的共同成就。第一代以孟德斯鳩和長壽的伏爾泰為領袖，為以后的兩代確定了基調。這一代是在洛克和牛頓的著作還是備受爭議的新鮮事物的時期成長起來的，在1750 年以前完成了大部分成果。第二代是在18 世紀中期進入成熟階段： 富蘭克林生于1706 年，布豐生于1707 年，休謨生于1711 年，盧梭生于1712 年，狄德羅生于1713 年，孔狄亞克生于1714 年，愛爾維修生于1715 年，達朗貝爾生于1717 年。正是這批作家把已經變得時髦的第一代的反教權主義和科學思想融合成一套自圓其說的現代世界觀?；魻柊秃?、貝卡里亞、萊辛、杰斐遜、維蘭德、康德和杜爾哥屬于第三代。他們與第二代以及第一代的長壽者交往密切，受到前兩代人的喝彩、鼓勵和挑動。他們進入了新的領域，包括科學的神話研究、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政治經濟學、司法改革乃至實際的政治斗爭。批判也通過對自身和自身成果的批判而不斷推進。

因此，啟蒙運動不僅僅表現出一致性，而且也呈現了一種獨特的演進過程，思考風格的連續(xù)性以及激進主義的成長。啟蒙哲人的觀念基礎沒有發(fā)生重大變化：從孟德斯鳩年輕時論述古代羅馬的專著到狄德羅晚年為塞涅卡做的辯護，時隔半個世紀，其間世人對古代建筑和雕塑的興趣明顯高漲，但對于這兩位啟蒙哲人而言，古為今用的思路卻是始終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