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啟蒙運動晚期對現(xiàn)代科學的熱情和對基督教的敵視，也與啟蒙運動早期別無二致。啟蒙哲人的這種辯證思維也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啟蒙聯(lián)盟里的力量平衡： 新人接踵而來，論戰(zhàn)持續(xù)不斷，于是，批評變得越來越深入廣泛，影響越來越深遠，態(tài)度也越來越強硬而不妥協(xié)。在18 世紀前半葉，主要的啟蒙哲人都是自然神論者，使用自然法的術語；到18 世紀后半葉，啟蒙哲人的領袖們都是無神論者，使用功利計算的語言。在啟蒙運動的美學里，隨著自然法的式微，新古典主義對美的客觀法則的探求讓位給主觀性和對品味的推崇；在法國尤其明顯的是，膽怯而瑣碎的政治觀念被咄咄逼人的激進主義取而代之。但是，在轟動效應方面，后來者的著作并未超過先驅(qū)者。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如果不是在1721 年出版，而是在霍爾巴赫的《自然的體系》問世的1770 年出版，那么與霍爾巴赫的這部唯物主義論著放在一起，就會顯得太溫良恭儉了，對于已經(jīng)被文化批判長期錘煉的世界來說，似乎已不足為奇了。

18 世紀歐美的有教養(yǎng)階層能夠接受這些論辯，至少能毫不退縮地閱讀這些文字。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啟蒙運動的核心力量周圍有越來越多的協(xié)助者。啟蒙運動有十來個司令，他們的名字應該寫進任何一部歐洲思想史。他們身邊還有一大批副官。這些副官的著作有些在今天已經(jīng)沒有人去閱讀，但是這些人在當時都享有很高的聲譽。例如，馬布利神父是社會主義的先驅(qū)，也是北美獨立事業(yè)在法國的鼓吹者；讓 – 弗朗索瓦·馬蒙泰爾是個才能平平的流行喜劇作家，是伏爾泰和達朗貝爾的野心勃勃的門徒，盡管他參與《百科全書》的編撰并倡言宗教寬容，還是被選入法蘭西學院，還被選做了皇家史官；夏爾·杜克洛（ Charles Duclos）才華出眾，是一個廣受尊敬的社會觀察家、小說家和史學家；雷納爾神父從一名教士轉(zhuǎn)變?yōu)橐粋€激進的史學家，其大作《歐洲在兩個印度的殖民地和商業(yè)的哲學與政治史》于1770 年面世，隨即遭到查禁，以后又出了幾版，每一版都比前一版更激進；加利亞尼神父是那不勒斯的才子，巴黎沙龍里的名流，也是一位嚴肅的政治經(jīng)濟學家；摩西·門德爾松是萊辛的朋友，與康德有文字之交，也是美學家、認識論學者、猶太人解放的鼓吹者；格里姆男爵通過向君主和貴族兜售新觀念而過著優(yōu)裕的生活，使他能夠提供私人新聞服務；路易 – 讓 – 瑪麗·多邦通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學家，與布豐合作多年，其科學貢獻被布豐的身影遮蔽；弗賴赫爾·馮·索南費爾茲是一位仁愛的政治經(jīng)濟學家，維也納大學教授，因其觀念先進而被聘為哈布斯堡王朝的顧問；尼古拉 – 安托萬·布朗熱英年早逝，但留下了兩部非正統(tǒng)的探討宗教起源的科學論著，后來由他的朋友霍爾巴赫予以出版。這些人是二流的啟蒙哲人。除了思想的生產(chǎn)者外，啟蒙運動還有親兵、攀附者、消費者和銷售者。例如，巴黎的艾蒂安 – 諾埃爾·達米拉維爾，與伏爾泰有書信往來并因此享有大名，他還行俠仗義扶危濟困，偷運違禁著作，安排劇院里的捧場者。隨著這個世紀的展開，這些人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影響也與日俱增。在與虔信的基督徒做斗爭時，他們似乎無所不在，尤其占據(jù)了許多重要職位： 出版社的辦公室、政府機構、私人沙龍、重要的大學教席、王室周圍，甚至令人敬仰的法蘭西學院。到18 世紀70 和80 年代，啟蒙哲人的綱領已經(jīng)變得極其激進，恰在此時他們也在社會上獲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