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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大多數(shù)啟蒙哲人而言，發(fā)現(xiàn)自己的真正祖先，絕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做到的事情。存在主義熱切求索的問題“為什么總有什么東西存在”，像一個無聲卻又可以聽到的主題貫穿他們所有的著作。他們自身經(jīng)驗的辯證關系——令人尊崇的古代、可憎的基督教以及新近浮現(xiàn)的現(xiàn)代三者之間緊張的互動——既決定了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最大危機，也決定了危機的解決方式。畢竟，啟蒙運動最具有戰(zhàn)斗性的呼喊“消滅敗類”，就是針對基督教的，針對各種形式的基督教教義、基督教的體制、基督教的倫理以及基督教關于人的觀念。但是，啟蒙哲人們生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也有許多基督徒朋友。這就必然會有意無意地帶來矛盾沖突；啟蒙哲人吹噓自己革新了所有的事物，但他們遠遠沒有完全拋棄基督教的遺產(chǎn)，他們既排斥，又保留，而且保留的比他們自己想像的要多得多。

基督教遺產(chǎn)有時十分沉重地壓在他們身上。這樣說，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并非像在公開場合中那樣快樂——人類大多如此，而且不是因為他們經(jīng)歷了個人的內(nèi)心激蕩——許多哲人，尤其在年輕時都會如此。還有更多讓他們感到不滿的原因。基督教主宰了他們的童年；基督教的教義浸染了他們的成長歲月，而且輔之以絢爛的承諾和陰森的警告。許多啟蒙哲人都有兄弟姊妹做了教士或修女；許多啟蒙哲人都曾考慮過獻身神職?；浇滩]有始終占有他們的頭腦，但是經(jīng)常騷擾他們的頭腦。當他們轉而反抗宗教時，他們并不是出于無知或冷漠： 他們反對教權時的幽默具有家庭笑話的那種親昵的怨恨。他們反基督教的熱情帶有一針見血的精準特點，只有經(jīng)過長期密切體驗才能做到這點。他們熟知《圣經(jīng)》、教義問答、各種宗教

文章和辯護說辭；他們也熟知，異端分子和不信教者會在地獄永遠受苦，這是從小就被反復灌輸?shù)挠^念。伏爾泰描述亨利四世面對巴黎時的情景：“他不得不改換宗教信仰。而這總是要讓一個誠實的人付出一些代價。”伏爾泰知道，亨利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政治行為，但這種改宗即便是帶有一半政治原因——而且僅僅是從基督教的一個教派改為另一個教派——也要付出代價，更不用說純粹出于個人信念的改宗，而且是改信異教，那將要付出何等的代價！要投身唯物主義，哪怕投身自然神論，都要頂住高壓和勸誘，拋棄豐富而根深蒂固的遺產(chǎn)，做出一個審慎的選擇——選擇自由。

考慮到啟蒙哲人的社交能力和高雅教養(yǎng)，上面這種存在主義的語言顯得有點裝腔作勢。但是，要確立一個人的自我身份認同絕非易事，當這種身份認同與傳統(tǒng)的文化理想直接沖突時尤其如此。在選擇自由時，會讓人感到欣喜： 它打開了光榮的獨立前景和大展宏圖的無限機會。但是，與此同時，這種自由也給啟蒙哲人造成了重大負擔，這種負擔可感知而難以言傳。這是負罪感、不確定感，以及面對未知領域的恐懼。啟蒙哲人們表面上沉穩(wěn)鎮(zhèn)定，侃侃而談，但常常帶著懷舊的惆悵情緒回顧童年時代那些清晰簡明的真理。

所有這些內(nèi)心壓力都有重要的價值： 它抑制了啟蒙哲人的樂觀主義，促使他們尊重過去的巨人，使他們至少能夠看到生活的悲劇性一面；即便已經(jīng)成熟而自信的吉本，在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有關基督教起源的著名章節(jié)時，也免不了有些焦慮不安。不論這種壓力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在每一個啟蒙哲人那里都可以看到其蛛絲馬跡。萊辛在年輕時曾經(jīng)體驗到基督教最吸引人的方面： 他在家里就看到路德教既傳統(tǒng)又慈愛，既保守又具有活力，而且充滿學識。他的父親是一位杰出的牧師，對當時的神學改革非常排斥，但本身卻是一個信守寬容原則的飽學之士：他曾翻譯了一些不拘泥宗教教條的廣教派人士蒂洛森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