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民國范兒成為一種懷舊熱潮，而在這股熱潮之中，民國大學的風度越來越引起世人的想往。無論是何兆武的《上學記》、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等回憶錄、口述史，還是葉文心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易社強《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lián)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陳平原、夏曉虹等學者編撰的《北大舊事》等，都在紛至沓來地疊映而成一種民國大學的影像。不管這種風潮如何被質(zhì)疑為一種浪漫化的歷史記憶或歷史想象，我們可以根據(jù)一些歷史研究的成果發(fā)現(xiàn)，民國大學的教師收入確實足以讓這群知識文化的傳承者與創(chuàng)造者，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時代仍舊可以維持一種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根據(jù)湘潭大學歷史系青年學者陳育紅的“民初至抗戰(zhàn)前夕國立大學教授薪俸研究”課題研究成果，1930年代北平一戶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費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生活費80元也已經(jīng)相當寬裕。以主要食物價格計算，1930-1936年間，大米每斤6.2分錢；豬肉每斤2角錢；白糖每斤1角錢；食鹽每斤2-5分錢；植物油每斤1角5分錢；雞蛋每斤2角錢。當時北京大學教師在1931-1934年間月薪收入統(tǒng)計顯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達500元（外教更高達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當時的大學教授則普遍在校外尚有數(shù)份兼課收入，光兼課收入幾乎就夠滿足全家較為寬裕的生活。史家郭廷以曾經(jīng)說“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边@種黃金時代除了學術自由有充分保證之外，也跟物質(zhì)生活、業(yè)余生活的豐富有關：“優(yōu)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學的教授們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備了極高水準。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費六七十元者不少見。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個大學教授的薪俸除了撫養(yǎng)五口之家外，還能請得起五個傭人。他們大都還會有閑情逸致去‘下飯館、看戲、泡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p>

前幾天跟一位在內(nèi)地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聊天，他在電話中大吐苦水，談所在省份出臺的近似變態(tài)的職稱評審細則，比如要求學術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體報道率之類，又言及所在學校的權力主宰一切資源的現(xiàn)狀，以及對青年教師評價標準的唯課題化、唯獎項化，也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化。這位很有才華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卻常被看做“無能之人”，領導時時敲打外加冷嘲熱諷，在這樣極端的學院文化中，明哲保身或者說潔身自好都幾乎沒有多大空間。你不是體制的合作者，那你就是體制的敵人，也就是全民公敵了，這種日常性的精神劫難與深度壓抑，才是最折磨青年教師的因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我們討論青年教師的生存處境時，我們不能忽視區(qū)域性、學校性、學科性的差異，基本上可以說，越是在不發(fā)達省份的地方性學院，就越可能是系領導、校領導的一元化權力結構（當然也會有例外），而在發(fā)達的一線城市的高校，因為學校里有一批有影響力的德高望重的學者，這些學者往往對學院體制的工具化有一種反思性甚至排斥性，反而造成了一種學術權力的相對自由甚至多元化狀態(tài)，這自然也就成了青年教師的庇護空間。前些年媒體熱議的青年人逃離北上廣，然后過些年又出現(xiàn)重返北上廣的悖論式社會現(xiàn)象，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內(nèi)地盡管生活成本較低，但也許必須支付高昂的人際關系（所謂中國式的人情社會）成本和精神上的代價，而北上廣盡管經(jīng)濟壓力大，但社會生活和價值觀相對多元，對于那些熱衷于探索自我生命的價值實現(xiàn)的人來說，卻是不可或缺的環(huán)境因素。對于大學青年教師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物質(zhì)上的困難也許假以時日會獲得克服，可是精神上的苦痛與學術生活的荒蕪，卻將成為一個年輕知識分子自我實現(xiàn)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