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談話,對遵義會議形成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為我們提供了若干基本情況。

的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黨的總負責人,也不是軍事指揮的最后決策者,但為什么說他是領導核心呢？這又涉及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是形式地看問題,還是從實質看問題。這也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情況有點相似。從形式上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不是鄧小平,但總設計師是他,一切大政方針由他最后拍板。因此,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實際是他。再就資歷和威望而言,他任最高領導職務,當第一把手,也不成問題。那時,這方面的要求很強烈。但為了考慮培養(yǎng)年輕一點的人,他堅辭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與實質分離的領導格局。遵義會議也是類似情況。在醞釀由誰來接替博古時,周恩來、朱德等也是力主毛澤東的,但毛澤東推辭不就,認為讓張聞天先干一個時期比較合適。這主要是考慮共產國際的背景,這樣大的人事變動最后都要報共產國際批準的。由張聞天接任,容易為共產國際接受。而讓張聞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這就是在遵義會議上沒有立即作出改變最高領導的決定的考量。在長征期間,軍事工作是第一位的,黨的工作也主要是圍繞打仗轉。前述“張王橘談”已說明了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擁戴,讓毛出山直接領導打仗是首要任務。再則,張也很民主,不專權,對博古交權給他的這個“負總責”不是“念念不忘”。在中央紅軍4月中旬過北盤江前,中央曾討論派一位負責同志去上?；謴桶讌^(qū)工作,并設法同共產國際恢復聯系。張聞天提出他自己出去做此工作,其他同志沒有同意。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盡管他“負總責”,但實際沒處于核心地位。否則不會有此想法。

在軍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來的態(tài)度很明確,要讓毛澤東來掛帥。周長期處在軍事領導主要崗位,在李德到中央蘇區(qū)后,兩人的意見不時相左,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后,對軍事指揮問題常常爭吵。從廣昌戰(zhàn)役始,李德和博古親臨前線指揮,讓周回到瑞金說是“管總”實為“打雜”去了。湘江戰(zhàn)役后,兩人的爭論更加激烈,到黎平會議期間,一向溫文爾雅的周居然對李德拍了桌子,可見矛盾之尖銳。軍團領導人都擁護周,遵義會議剝奪了李德指揮權,自然就由周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決策權。但周不攬權,在作最后決策時都要廣泛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毛澤東的意見。這在茍壩會議上表現得最明顯。在茍壩的頭一天會議上,與會的紅軍將領對來回渡赤水而沒打仗已有些不耐煩,一致同意林彪、聶榮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但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zhàn)中消滅敵人,并以寧可不當剛剛擔任的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努力抗爭,但他沒能說服大家。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毛澤東堅信自己的意見正確,到了深夜,他提著馬燈,摸走山路,到周恩來住處,要周晚一點下達命令,找來朱德,三人一起認真分析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朱二人。第二天,周恩來提議繼續(xù)開會,重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問題,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zhàn)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撤銷進攻決定,使紅軍免遭一次重大挫折。這次會議上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又稱“三人團”,周仍是團長。新“三人團”的成立,是繼“雞鳴三省”會議解決黨內最高領導分工之后,再次解決了軍事指揮的最高領導機構問題。它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有利于在敵情瞬息萬變的復雜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保證正確軍事指揮的實施。這個新“三人團”,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最高領導機構中的地位。他盡管不是主要負責人,但周恩來在作最后決定時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見。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已經凸顯了其所發(fā)揮的核心作用。

歸納起來,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是由這樣三個因素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