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經(jīng)過了三天的激烈討論，形成了以毛澤東意見為主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指出：單純防御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廣昌戰(zhàn)役后應毫不遲疑地轉變戰(zhàn)略方針，實行戰(zhàn)略上的退卻，保存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到廣大無堡壘地區(qū)尋求戰(zhàn)機，轉入反攻。在決議中還指出，在突圍行動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zhàn)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一種搬家式的行動。

決議對博古、李德等取消軍委集體領導，發(fā)展懲辦主義、壓制不同意見等粗暴的領導方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同時還要求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下的錯誤。

決議還提出，中央紅軍要發(fā)揮毛澤東兵法中運動戰(zhàn)的特長，靈活運用革命戰(zhàn)爭的基本原則戰(zhàn)勝敵人。

會議增選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取消博古、李德、周恩來的“三人團”。撤銷李德軍事顧問的職務。

遵義會議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任黨中央總負責人。

隨后，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在當時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這個新“三人團”是黨中央最為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在此終于完成了它光榮而偉大的歷史使命，中國革命最出類拔萃的軍事天才毛澤東開始重掌帥印了！

隨著時光的推移，我們透過歷史的銅鏡，遵義會議的重要性愈發(fā)顯示出來了。

連博古，這位在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對象也于1943年11月13日，對這次會議作過如下評價：“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長征軍事計劃是錯的，使軍隊有消滅的危險，所以能保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黨史通訊》1985年1期）

張聞天也說過：“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zhàn)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于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保ā饵h史通訊》1985年1期）

50年后，聶榮臻依然深深感到：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最偉大意義的一次會議。它不僅糾正了黨的錯誤的軍事路線，為日后從政治上徹底清除王明路線打下了基礎，而且從組織上改變了黨的錯誤領導，從此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發(fā)展的道路。自然，由于軍情緊迫，時間短促，以及條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義會議上還只能解決軍事路線問題。但這卻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萬分危急的中國革命已經(jīng)從此得救了。

的確如此！自毛澤東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最后離開紅軍到1935年1月又重新獲得紅軍的最高指揮權，這都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大起大落，從波谷到波峰，毛澤東作為一代具有文韜武略的風流人物必將重掌帥印，成為中國紅軍及其偉大事業(yè)的領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