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就央求秦暉給我這本書寫個序，指望他能夠有個提煉概括，能從理論上有個整體把握，因為是他催促我把這些已經(jīng)擱置了有些時日的文字拿出來的，而且他對我的思想形成過程比較了解，不需要從頭到尾去讀完全書。誰料這仁兄一天到晚忙得腳不沾地，自己的事情都接應不暇，對我的請求不說應也不說不應，就是哼哈應付著不見行動。罷了，讓他這么耽擱下去還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馬月了。求人不如求自己，還是我自己向讀者作一番交待吧，講一講我從事俄國知識分子研究的“心路歷程”。

很多讀者可能第一個疑問是，既然現(xiàn)在國內(nèi)已有不少關(guān)于俄國知識分子的專著，你再寫一本有什么獨到之處？如果只是大同小異的同義重復，又有何必要呢？的確，像我現(xiàn)在這種既沒有需要充數(shù)的“科研成果”，也沒有其他方面考慮的人，寫東西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內(nèi)心探尋的驅(qū)使，既不需要諂媚權(quán)勢，也不需要制造“史學泡沫”和“學術(shù)垃圾”，出手的東西肯定有自己的一番考慮。我一直嘗試用長時段“立體”的“敘事方式”去“解讀”俄國知識分子的發(fā)展歷程。我并不力求建立什么“范式”，只是希望對俄國各種知識群體有一種“長焦距”的“歷史透視”，厘清表現(xiàn)在顯性層面背后的線索。

一、

我對俄國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感覺由來已久，像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多少都有點“蘇聯(lián)文學控”，那個時候癡迷俄羅斯作品的幾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經(jīng)歷。除了時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語的普及和翻譯曾出現(xiàn)過任何一個語種都沒有的“全民熱”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我因為上學早一些，所以愛好趨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齡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熱衷于追逐他們談論的話題，所以小學后期和文革中間閱讀了大量的蘇俄的文學作品。但是畢竟因為理解有限，那時候喜歡蘇俄文學主要喜歡的有曲折故事情節(jié)的作品，基本上鎖定在反特、偵探、戰(zhàn)爭、愛情文學之類的著作，以能在同齡孩子中講故事的“臭顯擺”作為動力。那時候看書遇到時代背景、遇到深層思索的東西都跳過不看，也記不住那些繞口的俄語人名和地名，尤其不喜歡所謂“黃金時代”那些代表性人物的東西，比如我嫌托爾斯泰的作品太拖沓，故事情節(jié)不緊湊，社會背景的交待、一個舞會、一次談話都能花費那么多筆墨，為了盡快知道《戰(zhàn)爭與和平》中娜塔莎與安德烈之間故事的發(fā)展，就只挑有故事情節(jié)的段落閱讀，把我認為無關(guān)緊要的篇幅都略過去，所以我特別理解當時俄國有些讀者曾向托翁寫信要求刪除“文學之外”的哲學議論和繁瑣的背景介紹，因為我就是這樣想的，特別有同感，假如我是和托翁是同時代的人，我也會寫類似的信、提同樣的要求。再比如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晦澀、太陰暗、太極致、太瘋癲怪誕，感覺文字背后還有讀不透的東西，老有在“地下室”的迷宮里穿行的感覺，壓抑的人透不過氣來，以我當時的年齡實在感到大惑不解。在我看來這些大部頭都可以縮編成小冊子，我在小學的時候就曾經(jīng)干過把某些小說的結(jié)尾撕掉，自己用作業(yè)本重寫一個我認為滿意的結(jié)局而用漿糊貼上去的狗尾續(xù)貂的傻事。

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個人境遇使我對俄羅斯作品的體會更深了一層，加之當時可讀的書籍極其貧乏，有些作品會反復閱讀，越到后來我就越來越偏重于社會背景的描寫，故事本身的情節(jié)發(fā)展倒顯得無關(guān)緊要了。插隊期間我在父親的指導下通讀《列寧全集》，為了輔助了解背景知識，又自學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現(xiàn)代史》，70年代學俄語以后，又自學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蘇聯(lián)通史》。這時閱讀的偏好發(fā)生了進一步的轉(zhuǎn)移，已經(jīng)不喜歡蘇聯(lián)文學了，只對“黃金時代”的作品感興趣，對那個我曾經(jīng)認為晦暗的沙俄時期充滿了極大的好奇心，非常想了解我們這個最大的鄰居19世紀的社會狀況。

有一個階段我突然對陀斯妥也夫斯基很著迷，把當時能搜羅到的他的作品逐一閱讀。記得70年代有一次拿到陀氏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從上晚自習時開始閱讀，宿舍11點熄燈以后，就打著電筒頂著被子繼續(xù)讀，電筒的電池耗光以后，又燃起蠟燭，整個一個感動得稀里嘩啦，淚水止不住地流，為了不使抽泣聲影響到其他人，我用毛巾堵著嘴，到了清晨我兩個眼睛腫得成了一條縫，懷抱著書久久不愿撒手還給別人，似乎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開始有所頓悟了。讀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以后就和同學約定比賽，看誰更能吃苦，看誰更有毅力，看誰更能抗得住心理打擊，看誰更能在逆境中成長。再往后又對國內(nèi)內(nèi)部出版社刊印的“黃皮書”趨之若鶩，70年代出版的《葉爾紹夫兄弟》、《熱血、》《你到底要什么？》、《普隆恰托夫經(jīng)理》、《州委書記》成為我們俄語班幾個女生熱議的話題。可以說，那個年代如果沒有這些作品的相伴，我的人生該是孤寂和無趣，毫不夸張地說，俄羅斯作品是我人生成長道路上的重要因素。

二、

所有這些看似無心雜亂的積累后來都成為我1978年考蘇聯(lián)史研究生的知識背景。1978年重新再回蘭州大學讀書，學校的氛圍與70年代中期大不相同，能夠在課堂上與導師和師兄們對我心儀已久的俄羅斯問題一探究竟，是我那些年最開心的事情。也許是我這個“棄農(nóng)經(jīng)商”者（師兄們對我從外語轉(zhuǎn)到歷史的昵稱）基礎(chǔ)比較薄弱，對別人見怪不怪的問題也總要問“為什么？”也許是蘇俄史的教科書過于程式化、千篇一律，很難解惑，在學校里我一直是“問題學生”，總是“糾結(jié)”在一大堆的問題中得不到答案，可以說很多問題跟了我一輩子，一直縈繞在我的腦袋里。因為工作關(guān)系，我的研究曾先后“分叉”到東歐現(xiàn)狀、蘇共歷史問題當中，記得1982年初我剛到陜西師大蘇聯(lián)歷史研究室的時候，我就對楊存堂老師說，“你們大家做‘桌面’搞蘇聯(lián)史研究，我當‘桌子腿’繼續(xù)我的俄國中古和近代史研究”，這個愿望沒有獲得支持，我只好“轉(zhuǎn)戰(zhàn)”到現(xiàn)代史領(lǐng)域?，F(xiàn)在想來，想“當桌子腿”這話一晃30年過去了，總算可以還一還歷史“舊賬”了。

很早我就注意到俄國史研究中的一些不合常規(guī)的奇怪之處，于是我自己總結(jié)了俄國史中的幾大怪：

第一怪，農(nóng)奴的身份很難猜；

第二怪，地主、軍人分不開；

第三怪，農(nóng)民把沙皇當父親來看待；

第四怪，知識分子天生愛搗蛋；

第五怪，少一手指劃十字，千百萬人逃亡在外；

第六怪，僧侶子弟“激進”大比賽；

第七怪，總是有人喜歡向后看；

第八怪，企業(yè)家支持反對派；

第九怪，馬克思主義者成了保守派；

第十怪，被趕出國門的人再度熱起來。

至于在這些“大怪”之下的“小怪”就更加多的不計其數(shù)。

比如在俄國1762年有“貴族解放法令”，我一直納悶，西歐沒有給貴族“自由”這么一說，中國也不會有地主解放法令，難道說貴族也是“被奴役”的，那還叫什么貴族？再比如，作為蘇聯(lián)知識分子第一人的高爾基，每一個階段的“變臉”都叫人瞠目結(jié)舌，至于這背后的為什么，很少有人去深究。記得80年代初我們這一屆研究生四人畢業(yè)后參加孫成木、劉祖熙老師主編的我國文革后第一套《俄國通史》，其跨度從原始社會晚期到近代，結(jié)果每個人都在講，公社制度處在瓦解階段，結(jié)果瓦解了一千多年，到十月革命后還有95%以上的土地和人口都在公社中，豈不怪哉。另外，我很早就注意到，平民知識分子一直就自恃“道德海拔”比貴族知識分子高，這是為什么呢？難道沙皇時期就有“階級出身”這么一說？俄國歷來是自由主義注重政治體制的變革，強調(diào)“政治自由”和“憲政民主”的重要性，而民主主義則高舉分配公正的大旗，把政治改革叫做“資產(chǎn)階級的騙人把戲”，至于是怎樣形成這種價值差異的，我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還有，列寧除在與自由主義“文字聯(lián)盟”的時候，狠批猛打過民粹主義以外，以后不論是在情感上還是在策略上，都越來越傾向于民主主義，反復強調(diào)“要劃清民主派和自由派的界限”，“這兩種思想之間橫著一條鴻溝”，而“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不可分割的”，以至于經(jīng)常出現(xiàn)“兩個列寧”的“此列寧”與“彼列寧”的“打架”的狀況，這又是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