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知識分子來說，有意義的不是區(qū)分“言論”和“行動”，而是無論言論或行動都有正確與錯誤之別。與靠寫作謀生的“平民知識分子”相比，“貴族知識分子”有領地收入，不寫作也可以優(yōu)裕地生活，他們的寫作更純粹地出于一種社會責任感和參與社會改造的欲望。如果他們指責車氏只是賣文為生所以刻意嘩眾取寵，而他們才是社會改造的行動者，其荒謬恐怕也不會比車氏對他們的指責更甚。實際上，當時“自由派”與“民主派”對于社會改造確實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前者強調憲政、法治、反專制，后者強調均貧富、廢農奴、反私產。后來俄國實際是同時朝這兩個方向走，但在這兩個方向上沙皇與權貴采取的方式都與“貴族反對派”和“平民反對派”的主張不同，后果也不似兩者的預期。人們可以討論他們的言行孰對孰錯，但說他們一個是“言論”派，一個是“行動”派，則沒有多少道理。

但是當時以“階級”和“行動”說事，就遮蔽了一些真實的分歧。例如眾所周知，車爾尼雪夫斯基與赫爾岑在思想上很為接近，都失望于改良而希望革命，兩人對很多問題的看法甚至基本相同。他們被共同奉為民粹派的先驅。但就是由于“階級”出身的不同和“行動”上的差距，這兩人被認為心理狀態(tài)區(qū)別很大，一個是僧侶后代的平民知識分子的代表，而另一個自始至終沒有擺脫貴族老爺氣質?？傮w而言“赫爾岑屬于19世紀上半葉貴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 《列寧全集》第2版，第21卷，266頁。]。“確切的說，赫爾岑有時身穿一幅仿佛屬于俄國知識分子（具體指新生代知識分子）的制服”，其實他們不但“分屬文化發(fā)展和社會思想的不同體系”，而且更應該“歸結為某種更為宏大、更為本質的東西。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其本質而言與赫爾岑炯然不同?！盵 別爾嘉耶夫等：《路標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47頁。]赫爾岑始終搖擺于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說到底，赫爾岑是40年代的理想主義者。他對那些“自命不凡的”平民知識分子所表現的好斗情緒表示不理解，他在自己的《鐘聲》雜志上也抱怨那些“膽汁質的人”和“吹口哨的人”、“大吵大鬧的騎士”，認為這些人是為了否定而否定，為了嘲弄人而嘲弄人，并且似乎對任何東西都絕不可能滿意，[ Герцен А.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10.М.,1956гс.413-427.]很難成為同道。他們那寧肯矯枉過正也不會保持中庸的態(tài)度很難合作。果真，后來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就上演了一場“兩種知識分子之爭”，但表面上的思想斗爭之下實際上是一場“資源”爭奪戰(zhàn)。

二、文人相輕、利益沖突還是思想斗爭？

——俄國歷史上的“兩種知識分子之爭”

政治僑民中的內訌

“兩種知識分子之爭”其實由來已久。上面提到的別林斯基與果戈里的沖突就是一例，但那還是一場文字之爭。后來他們各自有了一些資源，就在許多具體事務上鬧將起來。

早在別林斯基與果戈里之爭稍前，19世紀40年代中期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因為與別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沖突，一怒之下不再給《現代人》雜志撰稿，脫離當時這個重要的思想圈子。那時對此類事，人們都認為這只不過是“文人相輕”的性格和“個人恩怨”所致。但很快這種事在海外流亡知識分子中鬧得更厲害。說起來，“政治僑民”中的是非特別多，這也是各個國家都有的普遍現象。因為政治僑民原來流亡前很多是名人，在國內天地廣闊，可做的正經事也多，為這些事大家也能合作?？墒且坏┝魍?，他們在僑居國并非名人，不再廣受關注，被邊緣化的心理落差很大。而遠離本國又不能融入僑居地社會的他們，在那里也沒有太多的正經事可做。同時天地狹窄，資源緊缺：關注他們的俄僑社會就那么小，讀者、聽眾、更重要的是募捐對象就這么點人，對這些資源的爭奪就特別激烈。往往在國內相處得不錯的人，流亡后便反目成仇。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流亡在外的孫中山、康有為各自的追隨者勢同水火，但他們國內的追隨者并不壁壘分明，還常常合作得不錯。所謂“革命派”、“立憲派”的對立主要是政治僑民中的事。無論中外、左右的政治僑民都有這個問題，反沙皇的民粹派僑民、列寧等左派僑民和革命后流亡的“白俄”都這樣。于是“兩種知識分子之爭”也就在海外大行其道。

1859年倫敦出版的《鐘聲》[ 是赫爾岑和奧格廖夫在倫敦（1857-1865）和日內瓦（1865-1867）10年內出的刊物，最初為月刊，后來是不定期刊物，共出了245期，印數達2500，在俄國國內傳播很廣，甚至連沙皇都在閱讀。該雜志既具有由民主主義要求，也有自由主義傾向，后來由《鐘聲》雜志協(xié)助創(chuàng)立了民粹派的《土地與自由社》。]與國內的《現代人》也爆發(fā)了“老一代”與“新生代”的沖突。事件的起因是杜勃羅留波夫寫的一些評論文章，叫赫爾岑感到十分不悅。杜勃羅留波夫在《現代人》上開了一個以諷刺文風見長的“口哨”欄目，批評那些所謂“進步分子”的“大人物”，說他們雖高唱“暴露文學”，實際是“小罵大幫忙”的幫閑文人。文章雖然沒有點名，但明眼人都知道這些話是沖著赫爾岑一類“導師級”知識分子去的，因為這些已經成為思想界“大腕”的人物，由于知名度很高，具有了很強的保護色，更何況赫爾岑人在國外，國內的秘密警察奈何不了他。在新生代看來，這些“不回國分子”完全可以膽子再大一點，言辭激烈一點，可以擔當起革命指揮部的作用。但是令60年代人感到失望的是，這些沾染了學究氣的人總是“軟塌塌”地玩些文字游戲，談些遠離現實的概念爭論，未能發(fā)揮更大的革命作用。

作為對“口哨”欄目攻擊的答復，1859年赫爾岑在《鐘聲》第44期發(fā)表了一篇評論《非常危險》，反斥《現代人》雜志社在扼殺剛剛起步的言論自由。他說沙皇的書報檢查稍有松弛，左派的大棒就掄起來了，他們“對漫長的討論和批評表現出‘戰(zhàn)斗者’的不耐煩，用不屑一顧的鄙視態(tài)度對待‘多余的’智力活動”，在這些人看來，值得做的只有一件事，“祖國在危險中，快拿起武器，公民們！”[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74頁。]“他們沒有考慮到理想和實際的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過程，而且不言而喻，他們把自己的意見和觀點當作了整個俄國的意見和觀點”。[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74頁。]“兩代人”的沖突由此初見端倪，這事到此不會完結。

當時車爾尼雪夫斯基與赫爾岑的革命策略是有差異的。赫爾岑對車爾尼雪夫斯基與“大作家們”之間的爭論也更傾向于后者，對《現代人》雜志上對貴族自由主義展開的批判也很為不滿，那時赫爾岑對沙皇的改革也寄予希望。因此不難理解，1859年6月車爾尼雪夫斯基專程到英國找赫爾岑商談國內與海外反對派合作事宜——這也是車氏一生唯一一次出國——時，兩人有過兩次面談，結果都是不歡而散，雙方都指責對方為政府提供把柄。彼此之間的感覺都很不好，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赫爾岑是一個“在莫斯科沙龍中賣弄小聰明的‘老爺’”，并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卡維林（俄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平方”。[ 普羅科菲耶夫：《赫爾岑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76頁。]赫爾岑則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自負”感到吃驚，[ 參閱博戈斯洛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傳》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250-256頁。]他認為自己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不是“同一類社會主義者”，[ См.Колокол.№.233-234.:Герцен А.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М.,1956.Т19.с.127-128.]尤其是反對他狹隘的黨派觀念和不妥協(xié)的好斗性，他說：“只要還存在一線不用斧子解決問題的希望”，他就拒絕號召人們“使用被壓迫者的最后一招——斧頭”。

這時可以說兩人的分歧的確有思想性內容。但兩年以后，隨著“偏袒貴族”的1861年2月19日法令頒布，赫爾岑承認自己對統(tǒng)治者所抱幻想破滅，他在《鐘聲》第96期寫道：“人民被沙皇騙了！”他開始在《鐘聲》上大力揭露1861年改革的掠奪性質，“按照新規(guī)定，土地被割去，而自由卻未給予，可以直率地說，這就是欺騙”。[ Герцен А.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11.М.,1956гс.315.]從此赫爾岑號召國內人民起義，用“斧頭”推翻沙皇統(tǒng)治，即便此時赫爾岑還是有所保留的，表現出他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不同。他說：“無疑，起義，公開的斗爭，是革命最有威力的手段之一，但絕不是唯一的手段”，我竭誠歡迎“人類和平發(fā)展道路，而不是流血發(fā)展道路”。[ 參閱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4卷，三聯書店1974年，718頁。]很明顯，這時赫爾岑發(fā)生了左傾化和斯拉夫化的轉變，與國內的激進反對派別逐漸趨同。但是奇怪的是，這種轉變并沒有因此改善他與“青年一代”的關系，“兩代人”處事原則的差異反而使雙方的關系更加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