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蘇聯(lián)哲學研究所成立的時候，根據(jù)黨的決議，“哲學必須為黨的事業(yè)和國家的利益服務”。對已經(jīng)被驅逐出境的哲學大師們看來，這是對“哲學”最大的諷刺。眾所周知，“哲學”在古希臘語中是“愛智求真”的意思，是指人類精神世界中追求思維探索的本能，是人類自我認識的一個“自由馳騁的地帶”，是“人類精神自我意識的途徑”，哲學從它一誕生就是人類的一種反思活動。人們可能都記得蘇格拉底在他臨死前向判他死刑的雅典公民做得“蘇格拉底申辯”中說的那些話：“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學的實踐，……只圖名利，不關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靈魂，難道不覺得羞恥嗎？……因此我不做得別的事，只是勸說大家，敦促大家，不管老少，都不要只顧個人和財產(chǎn)，首先要關心改善自己的靈魂，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即便是在“尼古拉反動年代”，“捍衛(wèi)哲學的獨立性”是知識分子最后的“底線”，現(xiàn)在竟然連這塊陣地也“陷落”了，哲學只能為一個政黨服務，由一個政黨壟斷了“哲學”的解釋權。蘇聯(lián)知識分子被“強力意志這個惡魔”的摧毀和迷惑到何種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現(xiàn)在哲學在蘇聯(lián)變成了政治的附庸，是馬克思主義拙劣的摹仿品，用斯大林的話說，是在做“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脫節(jié)的彌縫工作”，變成了執(zhí)政黨派政治表達的“外包裝”，變成了“打人的唯物主義”，這不是對哲學本身最大的嘲諷是什么呢？把哲學這種具有探索詢問功能的人文追求變成單一的某一種思想的功利性的“補丁之學”，變成宗教或是意識形態(tài)，變成“為稻粱謀”的一種營生，它就已經(jīng)不是哲學了?！肮伯a(chǎn)主義消滅了所有的創(chuàng)作自由，并制定了社會訂貨的文化，它要使所有的生命都服從于有組織的、外在的機械構成的集體”。[ 別爾嘉耶夫：《自我認識——思想自傳》上海三聯(lián)1997年，146頁。]在這個制度下所謂的“文化人”會在精神牢籠中會喪失自我，喪失思辨能力，喪失比較緯度。在這種體制當中沒有活人的面孔和個性差異，只有固定在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

德國從宗教改革以后產(chǎn)生了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而俄國恰恰相反，從宗教改革以后產(chǎn)生了思想牢籠和精神強制，思想變成了一種權力，正是思想自由使德國開出了一朵朵燦爛的哲學之花，俄國的思想牢籠導致哲學領域的“荒漠化”，現(xiàn)在蘇俄更遠超沙俄，堂而皇之地為“哲學成為政治的婢女”唱贊歌，說明蘇聯(lián)本土已經(jīng)無法用真誠的態(tài)度對待本民族的哲學了，尤其是俄羅斯獨有的，更加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宗教哲學。的確，劇變之前關于俄羅斯宗教哲學所有的著作都是在國外出版的。

道德的悖反：禁欲主義與“行動倫理”

“未來風暴的舵手”們宣傳強烈的禁欲主義與犧牲精神：貶低歡樂舒適、歌頌嚴于律己、把追求個人歡樂視為不道德，宣揚苦行理念。他們把現(xiàn)世視為一個通往天堂的“眼淚谷”、把現(xiàn)在視為烏托邦路上的一個中途站。為了“未來的勝利”，“現(xiàn)在”是可以置之不理的階段。其實在他們心中同時又具有濃厚的狄俄尼索斯情結，這些“無神論者”又很容易自視為“被上帝選中的人，是地上的鹽、是天上的光”注定要繼承地上和天上的王國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借吉洪主教的話指出：“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比對宗教問題漠不關心的世俗人更值得我尊敬。完全的無神論僅差一步就會是個宗教狂熱者，但對宗教問題漠不關心的人除了恐懼以外沒有任何信仰”。這種“忠實信徒”不管信的是“正統(tǒng)”基督教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乃至無神論的共產(chǎn)主義或納粹，都認為近代民主國家的自由個人主義頹廢墮落，讓人軟弱、太享受、太自私、缺乏為任何神圣使命赴死的勇氣。他們蔑視社會生活的常規(guī)，熱衷于強制、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正義優(yōu)先權、對個體的蔑視、對強權的偏好等等特點。在他們看來，凡是在“溫柔鄉(xiāng)的環(huán)境中”培養(yǎng)起來的東西，無論多么合理，都必然滲透著不能容忍的市儈心理。

于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先導，演化出了后來完整的“革命禁欲主義”——《怎么辦？》里宣揚的新道德，對貴族陣營生活方式進行批判，斥責他們沒有道德，沒有正義感，沒有與自己出身一刀兩斷的覺醒。平民知識分子認為，貴族知識分子是“資產(chǎn)階級化”了的人，他們從小由外籍家庭教師培養(yǎng)，成人以后都有出國留學的經(jīng)歷，就連逃亡都可以選擇出國避難。而“出國”在平民看來是一種奢侈的待遇，平民革命者只能在茫茫的西伯利亞原野上經(jīng)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煎熬（這種說法完全不顧當年十二月黨人這類典型的“貴族革命家”在西伯利亞的苦難經(jīng)歷，只把自己看作唯一的殉道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們提倡禁欲主義，一方面這樣做是為了保持道德的“純潔性”，另一方面卻有很實際的考慮：“行動者”不能兒女情長，太多的情感色彩會削弱行動的堅定意志。從平民知識分子到民粹派都有一種僧侶型的封閉世界體系，并且有自己的精神領袖，它表現(xiàn)為對世界其他部分的不能容忍，并使自己與之隔離的傾向。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手冊》的誕生就是為禁欲主義提供指南的，到19世紀70年代這種形式日趨完善。民粹主義的代表人物涅恰耶夫和特卡喬夫在這一方面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是有繼承關系的，而革命民主主義與布爾什維克又是一脈相承的。

與禁欲主義共生的是崇拜苦難、反智主義以及對財富恐懼的傾向：“60年代人”不斷批判貴族知識分子的“無病呻吟”，指責“多余的人”空虛無聊的享樂生活，說他們即便到鄉(xiāng)村，也“只是尋找另一個尋樂的舞臺”。他們憎恨任何與歐洲文化、貴族身份有關的東西。19世紀官方宮廷的“法國化”和下層知識分子的“草根化”分離以后，民間便對“文化”和形而上思維有一種心理的距離感和敵視。高雅和不能容忍的貴族習氣纏繞在一起，思想和坐而論道的泛泛空談可以劃等號。民粹派的名言是：“只有一種狀態(tài)比貧窮更壞，那就是富有”。他們認為，富人都是惡棍，財富是腐蝕人靈魂東西。他們從心底里向往一種貧窮和樸實無華的社會模式。對“人民的愛”可以轉換成對“個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轉換成破壞現(xiàn)實；大公無私的獻身和不擇手段的馬基亞維利行為都可以是相通的。而這種轉換成過程還有一種崇高感，具有“舍我其誰”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英雄主義心理。

但是這種極端高調的禁欲主義道德在實踐中又很容易轉換成一種極端功利主義的道德虛無。車爾尼雪夫斯基同樣是這方面的先導，他認為個人的不道德行為如果是為革命性的變化服務，那就是可以接受的。那句大家耳熟能詳?shù)恼摂啵骸皻v史的大道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要穿過開闊地，灰塵漫漫，遍布泥濘，有時還要穿過沼澤和叢林，如果擔心沾染灰塵，弄臟靴鞋，那就永遠不能參加群眾運動。如果真的受到為人類造福信念的鼓舞，那么這就是一種值得慶幸的活動，但是這不是一種特別清潔的活動。然而，確定道德純潔性的方法是各種各樣的，”[ 轉引自湯普遜：《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圣愚》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220頁。]我們?yōu)槭裁淳筒荒苡凶约旱牡赖略u判機制呢？車爾尼雪夫斯基樹立了這樣一種觀念：不道德行為不是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服務，而是為了“事業(yè)的利益”，就不僅可以允許，而且值得贊揚。流風所及，后來以“目的高尚”來為“卑鄙手段”辯護便成為民粹主義的一個口號。激進的“刺猬”們貫徹這種做法的代價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感“空泛化”和“無法檢驗化”。在“高尚的目標”下可以犧牲公民的生命、財產(chǎn)、聲譽……，它仿佛成了一個可以阻擋任何指責的借口。

道德虛無主義產(chǎn)生的社會原因是俄國缺少商業(yè)文化的妥協(xié)因子，反對貴族“偽君子”文化的虛偽，卻帶來“真小人”惡的釋放。“權貴”走了，“權痞”來了。流放地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和流亡者返城后的報復心理交相激發(fā)，在流亡生活的內訌中，深諳不擇手段的“斗爭哲學”的人也容易勝出。思想上的偏執(zhí)和狹隘既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也是一種社會動力和革命精神的來源，如此惡性循環(huán)便形成了一種心理機制。從車爾尼雪夫斯基開始為功利主義正名，從恰達耶夫開始拋棄“道德虛偽”，在“行動的知識分子”中起了很壞的影響，原來的“道德至上”被徹底顛覆為“道德虛無”。合法斗爭的屢次失敗，政治激進主義的急于求成，民粹主義的恐怖活動，目的高于手段理論的形成，成為道德轉向的第二次滑坡。列寧的幫派式建黨原則與奪權高于一切的“辯證法”與犬儒主義形成互補。盡管“狐貍”的幽靈仍在徘徊，但已成強弩之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揭穿過革命圣徒的謊言和虛偽，指出“革命的道德說教中存在著非道德的一面?！?此后“主場”就讓位給了民主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一直到“路標-尋神派”再次回歸俄國，人們才意識到在“社會主義變型記”中，激進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扮演過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