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民智”的“社會工作者”

據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國家法和法學比較史專家、社會學的開創(chuàng)者柯瓦列夫斯基教授（1851-1916）統(tǒng)計，1912年俄國有自治機構的省份有40個，在自治機構中的人約有8·5萬人。[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В.И.(ред.) Россия вконцеⅩⅠⅩ века.СБп.,1900.с轉引自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下冊，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209。 ]他們在其社會實踐中真正做到了想農民所想、急農民所急，切切實實地解決了農民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成為在俄羅斯大地上真正深入社會的知識階層，改變了“城里有文化的人聽不懂、甚至排斥農民的語言，農民也聽不懂城里人的標準語。他們彼此不了解，沒有任何共性……形成兩種文化、兩個世界”的狀態(tài)[ 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上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347頁。]。19世紀后25年“第三種人”也曾經按照民粹派提出的要把農村建成“反對私有制的堡壘”的思路作過一些努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以后，資本主義發(fā)展?jié)u趨主流，擺脫中世紀的宗法傳統(tǒng)走市場經濟發(fā)展道路就成為這些農學家-組織者“具體工作”的指導方向，他們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俄國特色“社會實踐”的工作經驗。[М.А. Давыдов Очерки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ец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в.М.,2003.с134.]

由于俄國的市場化進程以及“深入社會”的“社會工作者”不懈地努力，首先使俄國社會輿論的價值評判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工商業(yè)者地位第一次超過了貴族，俄羅斯民族性格中“重集體、輕自我”的共同體本位價值觀也出現(xiàn)了“平衡移位”，對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離感”和“接納障礙”在逐漸減弱。在自治局工作者下鄉(xiāng)辦教育和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雙向過程中，農民的識字率從19世紀中葉的10%上升到二月革命前的36%，農村整體的文化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19世紀70年代以后，農村向城市大規(guī)模移民，1869年-1900年彼得堡人口從66·8增加到124·8萬，新增人口中有近七成是移民，有41·9%是在近10年里來到首都的，[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с-Петербургаза 1901-1902гг.с.68-69.]從1890年到1900年每年還有720萬的外出打工者。農民出身的新市民后來成為影響農村轉變的“傳送帶”，農民開始接受新事物，他們的思維方式發(fā)生很大的轉變，對城市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guī)范逐漸理解。在他們的行動中理性、個人因素和憲政的因素都在增加。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頒布以后，工商業(yè)部就收到大量要求成立各種協(xié)會的申請，從申請中附帶的協(xié)會草案章程中可以看出，在新移民的價值體系中，個性解放和維權的意識占據了顯著位置。

以前俄國普通階層普遍不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所有的非商業(yè)階層都瞧不起工商業(yè)“富豪”，俄國的工商業(yè)家從來沒有獲得與其在經濟領域相襯的地位與榮譽，所被媒體標榜的“正面人物”無一例外的是沒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鄙視商業(yè)和企業(yè)在俄羅斯是有歷史傳統(tǒng)的，對“經商的猶太人”的偏見始終難以消除。企業(yè)家的人格受到質疑，他們如果受到贊揚，往往不是由于企業(yè)生產活動的成功，而是用贏利的錢所作的慈善事業(yè)，很多企業(yè)家經營成功后都愿意實現(xiàn)身份轉移。但是這種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到19世紀末受到了挑戰(zhàn)。

這一階段由于貴族沒落的速度加快，他們占有的土地從19世紀60年代的8700萬俄畝減少到1905年的5300萬俄畝，40年中減少了40%；1905-1915年的十年間在歐俄的47個省這類土地又減少了1100萬俄畝。[ 孫成木：《俄國資產階級的形成及其歷史作用》見《世界歷史》1989年第5期。]農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加劇了舊貴族的破產。在自治局工作者的啟蒙和宣傳下，人們對“來自西方的個人主義瘟疫”的敵意明顯降低，而對貴族身份不再感興趣，工商業(yè)和金融資產階級正在取代貴族的地位。著名企業(yè)家里亞布申斯基就說：1861年后，“商人的自我評價明顯提高，幾乎再沒有人像從前那樣追求貴族身份”。[ Рябушинсий В.П.Старообрядство 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чувство. М.,1994.с161.]比如1899年沙皇曾賜予契柯夫貴族身份和三級斯坦尼斯拉夫勛章，契柯夫不但對此秘而不宣，而且羞于公開此事，一直到1930年契柯夫的傳記作者才在他的家族檔案中發(fā)現(xiàn)此事。俄國改變了傳統(tǒng)上輕商抑商的文化傳統(tǒng)，工商業(yè)者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們認為靠個人奮斗、個人努力遠比躺在祖宗的蔭庇上光榮。1895年在尼古拉二世加冕儀式上，莫斯科商人拒絕站在貴族的后面，堅持站在前排，爭執(zhí)的結果是商人獲得勝利，多年以來加冕禮儀的排序第一次得到更改。[ Зиновьев К. Россия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London.,1983.с.47.]

二、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地方自治局運動

社會改造初見成效

農奴制改革以后，俄國農民問題的廣泛性與尖銳性凸現(xiàn)出來，各種派別為之進行了廣泛的論戰(zhàn)，自治局工作者認為，地主經濟不可能成為農業(yè)發(fā)展中的主流，而只有農民的土地占有形式可能會更為有利。他們跳出了以“道德人”或“經濟人”這樣的邏輯預設為前提的經濟學爭論，而是從實踐出發(fā)、從農民的心理變化和社會發(fā)展的動態(tài)分析出發(fā)研究其農民的經濟行為，使之提出的理論更能為農民所接受。由于俄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學方法的引入，以及自治局所提供充足的經費和寬松的學術研究氛圍，使他們的聰明才智能夠在這一時期的俄國農民、鄉(xiāng)村和農業(yè)問題的研究中取得輝煌成就。他們首創(chuàng)大規(guī)模采用“參與觀察”的人類學方法對農民社會進行田野調查與微觀實踐，使得俄國農民學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達到頂峰，僅自治局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專著就達4000多部，他們還完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最系統(tǒng)的社會學調研和農村統(tǒng)計工作，這些成果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農民研究資料庫。

“自治局工作者”們以“實用化、技術化、辦實事”為宗旨，本著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思路為俄國的未來尋找出路。他們的工作看似瑣碎，但平心而論，這些“實際工作者”為改變俄國階級結構兩極對立，“中間群體”力量薄弱的狀態(tài)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教育、衛(wèi)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設、救濟等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如1890年初因俄國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霍亂傷寒，自治局工作者全力投入抗疫，有多達60%的地方自治機關的醫(yī)生因接觸病人而死亡。[ 轉引自邵麗英：《改革的運命：俄國地方自治改革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筆者作為邵麗英的博士論文答辯導師，此文受到她博士論文一些觀點的啟發(fā)，在此表示感謝。]

從1864年“自治局法令”頒布到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是地方自治運動展開“社會實踐”卓有成效的階段。這一時期“自治局工作者”的工作主要是改善社會環(huán)境、提高民眾的素質，僅1865年-1884年地方自治局就向政府提出2623項申請，其中約有近半數的申請所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滿足。通過他們不懈的努力，使俄國在教育、衛(wèi)生、交通、民間金融各方面都邁上的一個新臺階。1872年普通中學從19世紀初的30所增加到126所，到1915年中學數量已經達到1798所；20世紀初他們辦起了1萬所初等學校和大量的“掃盲班”；民主主義教育家烏申斯基（1824-1871）為推行統(tǒng)編教材做出了巨大努力，他編寫的《兒童世界》和《祖國語言》始終是俄國基礎教育的主要教科書，一直沿用到十月革命前，先后再版了幾十次之多。

11898年在34個設有地方自治局的省份內建立起2千多個圖書館；在“第三種知識分子”的呼吁和運作下，鄉(xiāng)間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水平大大提高，20世紀初俄國的單位人口醫(yī)師占有率比19世紀70年代增加4·4倍，主要是在農村地區(qū)設點；地方財政支出的1/4-/1/3用于醫(yī)療衛(wèi)生，醫(yī)院服務的中心從城市轉向農村，而且是免費醫(yī)療；9歲以上的居民識字率從28%上升到38%，居民的平均壽命增長了2歲（從30·4到32·4歲）。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學校學生人數增加了1倍，大學生則增加了6倍，圖書館的數量增加了4倍，圖書報紙發(fā)行量增加了2倍。在農業(yè)方面建立了不少示范農場，大力推廣機械化的新式農機具，明顯提高了農業(yè)生產率；34個省的359個縣里設有243個地方自治會郵局，這其中2/3的郵局架設了電話網并設立了鄉(xiāng)村通話點。在城市里建起了排水設施、道路照明、劇院、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在他們“眼睛向下、工作中心向下”的不懈努力下，俄國鄉(xiāng)村與城市的距離在快速縮短，甚至出現(xiàn)融合的趨勢。連高爾基也不得不佩服，第三種人的“這種大量的艱巨的工作是需要付出不少心血的，其文化價值也是無可爭議的”。[ 王介之選編：《高爾基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3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