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勞動與生活中的其他活動分開，使之受市場法則的支配，實際上就是摧毀所有生命之有機形式，并以另一種不同形態(tài)——一種原子式、個體主義式的組織形態(tài)——之組織來取代它。

這樣一種破壞的企圖是由契約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之原則的應用提供的。實際上這意味著親屬、街坊鄰居、同業(yè)關系、信仰等非契約性的組織被掃除掉，因為這些組織要求個人的忠誠，并因而限制了個人的自由。用契約自由這一原則來表示不干涉——如經濟自由主義者經常做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慣有之偏見的表現，偏好一種特定種類的干涉，也就是像會摧毀個人間之非契約性關系，并防止他們自發(fā)地再形成非契約性關系的那種干涉。

在今日的殖民地區(qū)，建立勞動力市場之影響是很明顯的。土著被迫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以謀生。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必須摧毀他們的傳統(tǒng)制度，并防止這種制度再形成，因為，一般而言，在原始社會里個人不會受饑荒的威脅，除非整個社群都處于相同的困境中。例如，在卡菲爾族的村落社會里，“貧困無依是不可能的事：任何需要幫助的人都會毫無問題地得到幫助”。沒有任何夸扣特爾人（Kwakiutl）會“面臨饑餓的威脅”。“在自給自足為生的社會里沒有饑饉這件事”。在印第安村落社群中，免于匱乏的自由是廣為人知的，

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句，從大約16世紀開始——這時人文主義者比韋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西班牙人文哲學家，強調歸納法與實驗——譯者注）提出貧窮的現代觀念，在巴黎大學引起爭辯——之前，幾乎在每一種形態(tài)的社會組織下都是如此。由于原始社會沒有個人饑餓的威脅，使得它比市場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更為人道，但是不經濟。極為諷刺的是：白人對黑人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教導他們使用饑餓的鞭策力。因此殖民統(tǒng)治者有可能故意砍倒面包果樹，以制造人為的食物匱乏，或者將茅屋稅加在土著頭上，來迫使他們出賣勞動力。在上述兩個例子中，其影響就與都鐸時期的圈地運動一樣，制造出成群結隊的流浪者。一份國際聯盟的報告中就以警告的口吻提及最近出現于非洲叢林中，類似16世紀歐洲舞臺之前兆景象：“無依者”（masterless man）。在中古歐洲后期，這種人只見于社會之“縫隙”中。然而他們是19世紀之流浪工人的先行者。

今天白人在偏遠地區(qū)仍然經常從事的——也就是摧毀土著族的社會結構，以便榨取其勞動力——在18世紀則由一些白人為了達到相似的目的而加諸其他的白人?；舨妓怪嫣氐膰矣^——國家是一巨大之人間性的怪獸，其身體由無數人類的軀體堆砌而成——如果與李嘉圖之勞動力市場的設計（市場中的人數由供應之食物量來控制）相比較，就有小巫見大巫之感。雖然一般學者認為需要有一最低工資的標準，而且工資不應低于此，但這個標準只有在勞工只能選擇饑餓或在市場上出賣其勞動力（不管其價格多少）這兩者之一時，才會有效。附帶提到的是，這也可以說明古典經濟學者難以解釋的問題，也就是何以只有饑餓的懲罰，而非高工資的誘惑力，才能創(chuàng)造出一運作的勞動力市場。對這個問題，當前殖民地的經驗就能加以解答：因為工資愈高的話，工作對土著人的吸引力就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