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三弟周建人，在魯迅到上海定居時，已在上海工作居住了四年。

魯迅與二弟周作人，曾經在日本留學多年。1906年，魯迅回紹興娶了朱安之后，新婚第四天，重返日本。那時周作人已愛上了一個日本平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和另外三個留日學生聘的女傭。羽太信子對周作人的細心照顧，消弭了家庭出身、才學、容貌的羈絆。1909年3月18日，他們二人在當地注冊結婚。周作人把羽太信子帶回紹興后不久，又應信子的要求，趕到上海將他的小姨子芳子和小舅子重久接到紹興。

那年芳子十五歲，魯迅的三弟周建人二十四歲。在一個院里住，一個鍋里吃，日久生情，無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人就結成秦晉之好。紹興城里，居然發(fā)生了一對紹興親兄弟娶了一對日本姐妹花這樣的事情。

1919年，周家賣了紹興祖宅在北京八道灣買房，修葺一新后，周家搬到北京，其樂融融地過起舒適、安逸、富足、體面的日子。

芳子與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獨自離開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開始芳子以身懷六甲為由，不隨丈夫到上海。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親，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過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離開姐姐的細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過一切由自己操辦的苦日子，仍不答應丈夫的請求。等兄弟反目，魯迅搬出八道灣在西三條另購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親。魯迅搬出已顯空落的八道灣，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兒還寄人籬下，由二哥二嫂照顧。過丈夫出門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兒在膝前打鬧，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簡單：中國不是有句古詩嗎，只要兩情相悅，又何必朝朝暮暮長相廝守。于是說，夫婿，我從日本搬到紹興，又從紹興換到北京，如今再讓我去上海，我不愿折騰了，有婆婆照顧，有姐姐、姐夫幫助陪伴，這樣的日子挺好。

周建人只好孤身一人登上經由天津去往上海的火車。望著車窗外夏日里無盡的綠色莊稼，他陷入無盡的煩惱。自己懷著萬丈豪情和一腔自尊，到上海闖天地，開始是何等艱辛和孤獨。自己能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雖稱心如意，但初到大上海，需要租房、吃飯，未上班，是領不到薪水的。兄長給的盤纏、母親塞的私房錢，不足以支撐生活。在他已感拮據的時候，想起了章錫琛，是紹興老鄉(xiāng)，又是大哥在紹興山會師范學堂教書時的學生。他正在上海主編一本《婦女雜志》。

章錫琛見周建人來找，聽到鄉(xiāng)音，他很高興，爽快地邀請師長的弟弟住到自己在寶山路寶山里的家里去，并一起編《婦女雜志》。這對周建人來講，不啻雪中送炭。

商務印書館的老板王云五，中國近代著名出版家，是位深諳經營、善于管理的專家，上海最早引進外國考勤機的人，就是他。不分親疏、不管級別，在考勤機面前，人人平等，獎金的發(fā)放扣除，一切憑記錄。這也養(yǎng)成商務印書館的好風氣。

周建人比起二位兄長，原本就老實乖巧，工作時當然不敢懈怠。他在商務印書館里是年輕后生，級別最低者之一。每到發(fā)薪水，拿到六十元錢，就很高興，自己留下少許零花錢，大頭寄給北京的家用，一小部分寄給芳子零用。自己生活工作苦點兒，沒什么，但那漫漫長夜里，寂寞是怎樣啃食著一個只身在外的孤獨的靈魂啊……

回到上海，繁忙的工作淹沒了周建人的煩躁心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