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葉圣陶正潛心醞釀《倪煥之》之時，創(chuàng)造社自詡革命家的馮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號（1928年1月）上，寫了一篇題為“藝術(shù)與社會生活”的評論。文中對葉圣陶的文學創(chuàng)作，作了這樣的判斷：葉圣陶“他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典型的厭世家”。

葉圣陶不以為然，也不與之爭論，而是將自己的一本小說集取名“未厭集”，并為該集寫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題記。題記說：“有人說我是厭世家，自家檢察過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殺，這個世如何能厭？自家是作如是想的?！?/p>

確切地說，葉圣陶有些小說有某些憂郁的情調(diào)，甚或如《夜》流露壓抑之感，但在這沉重背后，蘊含著內(nèi)在力量，絲毫沒有消沉悲觀的意味，更無所謂厭世的情緒。憂郁是文學的天性，憂郁是民國時作家的共性，魯迅、茅盾、巴金、郁達夫、沈從文、周作人等人有些作品都彌漫著憂郁、沉重的氣氛。

馮乃超，是創(chuàng)造社的成員。創(chuàng)造社一直站在推動文學變革的前列，試圖率先在思想文化界掀起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運動和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無疑值得肯定。但鑒于他們并未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只是片面地接受了馬列文藝思想，所以創(chuàng)造社只是在馬列主義文藝旗幟下，聚集的一群狂熱的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青年的組織。其文藝思想和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來的總傾向，是以浪漫主義為主要標志的。

其文學口號很激進，“劃一個新紀元”（成仿吾），而同時又把“文藝是人生的表現(xiàn)”（郁達夫）奉為圭臬。把現(xiàn)實主義視為更高的境界，同時強調(diào)“殉情主義的文學作品，在文學上當然價值為最高”（郁達夫）。一會兒說“一切伎倆上的主義都不能成為問題”（郭沫若），一會兒又說文學是“無產(chǎn)階級前鋒底一種意識行動”（李初梨）……文學思想混亂，口號自相矛盾，有的異常激進，有的相當偏激。就是這支文學思想混亂、文學理論蒼白的隊伍，竟然要對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歷史和新文壇的狀況進行清算，對“中國混沌的藝術(shù)界”開展“全面的批判”。于是，魯迅、葉圣陶、茅盾等，都成了他們批判的對象。這真可笑且荒唐。

馮乃超在《藝術(shù)與社會生活》一文中，強調(diào)無產(chǎn)階級文學是“社會構(gòu)成的變革的手段”。積極參與了對魯迅、葉圣陶等作家的批判浪潮。

馮乃超出生于日本橫濱，是早期參加創(chuàng)造社的一員。1928年出版象征詩集《紅紗燈》?！都t紗燈》收錄了1926年創(chuàng)作的四十三首詩歌，馮乃超稱為“過去的足跡，青春的古渡頭”，并說自己已從思想上，把它們當作被“樹梢振落”的羽毛和蟬蛻出的舊殼，準備揚棄了。

這些準備摒棄的詩，多是寫青春的愛情，寄游子的鄉(xiāng)愁，憑吊古物的幽思，卻籠罩一種悲哀的情調(diào)、朦朧的意象和斑斕的色彩。作為象征主義的詩，自有它獨特的藝術(shù)特性，還值得肯定的是，馮乃超的這些準備揚棄的詩，為我國新詩從自由體向格律體發(fā)展和轉(zhuǎn)化，作出了認真的有益的嘗試。朱自清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歌集·導言》中對其詩歌藝術(shù)特色作過如下的評價：“馮乃超氏利用鏗鏘的音節(jié)，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詠的是頹廢、夢幻、仙鄉(xiāng)。他詩中的色彩感是豐富的?！?/p>

而參加革命活動之后，隨著世界觀轉(zhuǎn)變而文藝觀也轉(zhuǎn)變之后，馮乃超的詩歌變得口號化。有人說革命后馮乃超“詩的革命性和戰(zhàn)斗性增強了，藝術(shù)性卻有所降低”。非也，這是一悖論。文學失去其文學性，哪里還有感染力量？沒有感染力的文學，又豈有革命性和戰(zhàn)斗性？事實是，今天，人們還在讀他的《紅紗燈》，而冷落了他那“可以燎原”“星星之火”的《紅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