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中央政府權力結構的前后變化可以看出，專制主義皇權制度本身具有無法避免的弊病。中央集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力分配的問題，如皇權至高無上，中央集權就變成了皇帝獨擅權勢，就成為君主專制制度。即使是很有作為的皇帝，權力過分集中和膨脹，也難免決策錯誤。武帝晚年好大喜功，勞民傷財，又迷信鬼神，揮霍無度，極大地加重了農(nóng)民的負擔，引起各地農(nóng)民強烈反抗。在這種情況下，武帝不得不檢討自己急功近利、勞民傷財?shù)腻e誤，晚年放棄在西域輪臺實行屯田，并下了一個詔令，后代稱之為“輪臺罪己詔”，他在詔書里強調(diào)，當今之務是要“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óng)”，就是在政策上、法律上要緩和，不要亂攤派，亂征稅，把以農(nóng)為本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耙悦餍菹?，思富養(yǎng)民”，在政策上做了一個重大的調(diào)整，避免了重蹈秦朝滅亡的命運。

皇權至高無上，但是皇帝不可能單獨一個人來行使這種權力，必須依靠自己能夠信任的集團和一定的權力結構進行統(tǒng)治。外戚和宦官之所以能夠掌握朝廷大權，肆無忌憚地為非作歹，就是倚仗封建專制主義皇權作為靠山。當他們翦除異己、勢力強大之后，往往又成為架空皇權、削弱皇權的力量。這是封建專制主義的一種悖論，也是封建專制政權難以克服的痼疾。西漢中后期，朝政開始衰敗，元、成、哀、平四個皇帝中，成、哀、平三個皇帝都是年少繼位，由母后臨朝，造成了外戚和宦官兩個集團爭權奪利和輪流執(zhí)政的局面。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以太后聽政，最終導致王莽篡位，改建新朝。東漢和帝時，竇太后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滿朝廷，刺史、郡守、縣令多出其門，竇氏家族的奴客依仗權勢為非作歹，強奪財貨，欺略婦女，以至于商人如避寇仇，都不敢上市了。順帝到桓帝的20多年間，外戚梁商、梁冀父子相繼掌握政權，《后漢書·梁冀列傳》記載：“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箋檄謝恩，然后敢詣尚書?！蹦晟俚馁|(zhì)帝，不滿梁冀專權，只因說梁冀是個跋扈將軍，就被梁冀下毒害死?；傅蹠r，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個宦官合謀消滅了梁氏的勢力，從此，朝政的權力完全轉(zhuǎn)移到宦官集團手里。宦官當權也是一樣，兄弟、親戚都是宰州臨郡，紛紛到地方做官，殘害百姓，無惡不作。靈帝依靠宦官張讓、趙忠聚斂錢財，自己還經(jīng)常公開講，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把兩個宦官當做父母。桓帝、靈帝時期，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太學生，對宦官把持朝政十分不滿，士人之間形成一種“清議”，擁戴李膺、陳蕃這些官僚攻擊宦官，結果被宦官誣告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有的被捕殺害，有的被禁錮終身，即一生不許做官，這就是東漢末年有名的“黨錮之禍”。直到黃巾起義以后，東漢朝廷為了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才宣布赦免并起用黨人?；鹿偌瘓F能夠假借皇權制造黨錮事件，充分說明專制政治的絕對權力會產(chǎn)生政治的絕對腐敗這個真理。

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成分，秦漢帝國特別重視對軍隊的控制。九卿中的衛(wèi)尉率領南軍，負責宮殿的警衛(wèi)。同是九卿的中尉率領北軍，負責京城的警衛(wèi)。南北軍是西漢主要的軍隊，警衛(wèi)的重點一是京城，二是皇宮。北軍的數(shù)量比南軍多，因此控制北軍比控制南軍更重要，控制京城比控制皇宮更重要。西漢初年，呂后的侄子密謀奪取政權，首先就是部署控制南軍和北軍。但是，擁護劉氏宗室的大臣陳平、周勃先行一步。周勃得到了掌管兵符的官員的幫助，拿到了調(diào)兵的符節(jié)，詐稱奉皇帝之命，直接進入北軍大營內(nèi)控制了北軍，然后又派兵強行進入皇宮，把諸呂一網(wǎng)打盡，平定了這場叛亂。之后，迎立代王為文帝?？梢姡姍?、財權、用人權是封建國家最重要的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