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大夫政治和文官制度

（一）科舉制度和新型士人的成長

宋代的士人很多都是通過科舉制度進入到官僚體系里面的?？婆e制度歷經(jīng)若干朝代（605—1905），在中國歷史上持續(xù)了1300年之久。經(jīng)統(tǒng)計，在歷朝歷代里面，宋代的年均取士人數(shù)獨占鰲頭。宋代科舉取消了以往對于舉子的身份限制，“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宋會要輯稿·選舉》）。

考試制度的嚴密，促成了相對公平與開放。一些出身清貧的“寒俊”得以脫穎而出，登上了宋代的政治舞臺。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于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后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溫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時，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于地，公悵然取食之。后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瓜”為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邵氏聞見錄》卷八

范仲淹“斷虀畫粥”：

公生二歲而孤。少與劉某上長白僧舍修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jīng)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shù)十莖……入少鹽，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

這些出身貧寒的新型士人登上政治舞臺后，以天下為己任，學術思潮丕然一變，自覺意識空前成熟。在他們心目中，“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宋史全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成為一代優(yōu)秀才俊集體性的抱負與追求。

（二）權力制衡與信息溝通

宋代君主集權、忠君觀念皆處在逐漸強化的過程之中，與此同時，對于君權的限制因素也在增強。這兩種趨勢構成一種張力。就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言：一、致力于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名分井然的理想社會政治秩序；二、為保證理想秩序的建立，必須“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所以當時的君臣之間的關系，既有集權的一面，同時也有制衡的一面。

宋代實行“兩府制”。所謂“兩府（二府）”，一是負責行政民政事務的中書門下，一是負責軍政事務的樞密院，兩府的首長就是當時的宰相和執(zhí)政，二者合在一起叫做“宰執(zhí)”。兩府之外，還有負責財政事務的三司、負責監(jiān)察事務的御史臺與諫院（二者合稱“臺諫”）。這些機構直接向皇帝負責，遇重大事件要與皇帝直接討論，這種討論決策的機制就稱為“御前會議”。北宋前期的中央機構，基本上不是層級很深的金字塔式結構，而是一種相對扁平的層級結構。

文書是信息與政令的載體。從圖示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當時政令文書的流轉方式。宋人有一說法，“事無巨細，非經(jīng)二府者不得施行”（《宋朝諸臣奏議》），也就是說，皇帝的意愿，如果沒有經(jīng)過中書門下和樞密院的討論，可能不被視為“圣旨”，下面的執(zhí)行部門有權提請復奏。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對于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是一種制約。在這一流程中，負責草擬文件的中書舍人，負責審核文件的給事中，負責監(jiān)察的御史臺、諫院，都有權在政令形成、頒出、施行的不同環(huán)節(jié)提出意見。

宋代在君主、宰執(zhí)（宰相與執(zhí)政官員）、臺諫之間，形成制衡關系。如南宋宰相杜范所說：

凡廢置予奪，（君主）一切與宰相熟議其可否，而后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杜范《相位五事奏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