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貝爾斯在其所寫的簡短的《哲學自述》中描述了自己對海德格爾交織著驚奇與怨懟的感情：透過海德格爾,我在同代人身上看到了那種通常只能在歷史上發(fā)現(xiàn)的“某種特質”,而那對哲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我認識到了他的深刻,但也發(fā)現(xiàn)了別的我難以形容、難以接受的特質……有時，他仿佛魔鬼附了身……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對他的友愛與疏離構成了緊張：一邊驚奇于他的才華，一邊拒斥他不可理喻的愚蠢，我感到與他共有某種哲學基礎，又隱約覺得他對我的態(tài)度與我對他的截然不同。 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 （Munich: Piper， second edition， 1984）， pp. 95，97-98. 雅斯貝爾斯于1953年寫作了《哲學自述》，這些話見論海德格爾的那一章，但就在書出版前，他刪除了該章?！墩軐W自述》的第二版則予以收入。盡管雅斯貝爾斯心中存有疑問，他還是相信海德格爾的品質及其哲學著作的成就，并鼓勵海德格爾把握成名的機會，在大學改革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1931年，他寫信給海德格爾說“從長遠看來，哲學在德國各個大學的未來將由你來決定”，海德格爾顯然對此予以認同。

今天已廣為人知的是,海德格爾于1933年4月離開了他在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并于5月加入納粹黨,在校長的職位上待了一年。多年以來,人們普遍接受了海德格爾自己對這一時期的說法。很多人相信他接受校長職位是迫不得已的,相信他曾試圖限制納粹對學術的傷害，保護猶太人，并因離職感到解脫，更重要的是，人們相信他很快就對通過納粹實現(xiàn)民族復興的愿景感到了幻滅。但最近二十年來，充分的資料浮出水面并構成了確鑿證據，讓人們得以了解真實發(fā)生的一切，這些事實已獲普遍認可。許多值得稱道的著作論及了這一主題，如Victor Facías， Heidegger and Nazism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Hugo Ott，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 （Basic Books， 1993）; Günther Neske and Email Kettering， editors， 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Paragon House， 1990）; Richard Wolin， editor，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MIT Press， 1993）。參見Thomas Sheehan， “Heidegger and the Nazi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6， 1986與“A Normal Nazi，”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4， 1993?，F(xiàn)已明了的是，海德格爾至少從1931年年末起就公開表示對納粹的支持，校長職位也是他積極爭取來的，獲得任命之后，他即不遺余力地投入了對大學的“改革”，并在德國各地舉辦宣傳性的講座，講座結束之際總不忘高呼“希特勒萬歲！”

海德格爾在私人領域的行為也同樣是可鄙的。他跟包括自己導師愛德蒙·胡塞爾在內的所有猶太同事都斷絕了關系。(20世紀40年代初期,他甚至刪除了《存在與時間》中獻給胡塞爾的致詞,后來又悄悄補上。)海德格爾在寫給納粹官員的秘密信件中,還動用自己的顯赫權勢，以政治理由告發(fā)自己的同事、未來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赫爾曼·斯托廷格以及從前的學生愛德蒙·鮑姆加滕。即便在離職之后，海德格爾還簽署了支持希特勒的聲明，并游說當局批準他在柏林成立一個哲學學院。在海德格爾卸任校長兩年后的1936年，舊日的學生卡爾·洛維特在羅馬與他邂逅，他別著納粹的胸章，向自己的學生解釋《存在與時間》中的觀念何以激發(fā)了他對政治的參與。

雖然漢娜·阿倫特提醒雅斯貝爾斯注意,但雅斯貝爾斯對海德格爾的政治轉向起初還是反應遲鈍的,他后來才為此感到憤慨。1933年,阿倫特與丈夫流亡巴黎,開始為多個猶太人救助機構工作。離德前夕,阿倫特顯然給海德格爾寫過信,直截了當地求證關于他“積極參與排猶”并在課程中排除猶太學生的傳聞。這些指控并不準確卻具有預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