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記憶猶新的歷史上，海德格爾不過是20世紀中最為戲劇化的例子，表明了愛智慧的哲學何以淪為對暴政的親和。

但這一切是從哪里開始的呢？我們的歷史學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去考察觀念史，他基于以下假設：知性上的親暴政與現代的暴政實踐有著共同的知識根源。他會發(fā)現，論及現代政治思想的許多學識淵博的研究都做了這樣的假設，并采取同一進路，亦即將歐洲思想傳統(tǒng)劃分為截然不同的潮流，并把其中一種標定為親暴政的那個。啟蒙運動是這些研究最中意的靶子，19世紀以后，研究者普遍認為：是啟蒙運動將歐洲社會的復雜根源從基督教宗教與傳統(tǒng)的沃土中拽出來了，并鼓舞了根據單一的合理秩序觀念重塑社會的傲慢試驗。

在這一圖景下，啟蒙運動不僅催生了暴政，而且它在思想方法上就具有暴政特質。它兼具絕對主義、決定論、不靈活、不寬容、冷酷無情、傲慢自大、盲目這種種不是。這種描述源自以賽亞·伯林的著作，他在戰(zhàn)后就思想史撰寫了一系列發(fā)人深省的文章，在哲學上對現代暴政的理論和實踐做了迄今為止最為精微的研究。伯林最關注的是他在西方主流傳統(tǒng)中辨識出的對多樣性和多元主義的敵意，這始于柏拉圖，于啟蒙運動中在思想上達到頂點，最終在20世紀導致了政治上的后果。這一思潮的基本假設就是：所有的道德和政治問題只有唯一的正解，通過理性可以獲致那些答案，而所有的這類真理都必然是兼容的。古拉格和死亡集中營就是建立在這些假設上的。用伯林的話說，啟蒙運動創(chuàng)設的理念“使得在我們的時代，為之犧牲的人們或許比人類歷史上為了任何別的理由而犧牲的人都多”。

這不失為一種令人信服的敘事。問題在于，正如我們的歷史學家無疑會看出的那樣，它與治思想史的歷史學家給出的另一種敘事是沖突的，他們就知識分子對現代暴政承擔的責任得出了別的結論。第二種敘事關注的是宗教的推動力而不是政治概念，關注的是人類生活中非理性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的要求；人們也許會說，思想史的這種寫法可能出自陀斯妥也夫斯基，而不是盧梭。在“二戰(zhàn)”剛剛結束的年代，西方歷史學家較為關注宗教中的反理性主義，他們更多地認識到了現代暴政的理論與實踐和宗教現象之間的聯(lián)系，后者如神秘主義、彌賽亞信念、千禧年說、猶太教神秘哲學、天啟思想。他們在革命者和人民委員的心靈中看出了一種古老的非理性吁求，即在世俗世界中加速天國的降臨。在《追尋千禧年》（1957）中，諾曼·科恩為這一進路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學基礎。他闡明了歐洲11—16世紀期間革命千禧年說與神秘無政府主義乍然出現的重大意義，對那時和20世紀的末世論狂想做了比較。

以色列歷史學家雅各布·塔爾蒙在其著作《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1952）和《政治彌賽亞主義》中將上述進路與當今時代更為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與以賽亞·伯林不同的是，他認為18—19世紀歐洲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不是理性主義，而是充斥于現代民主觀念中的宗教狂熱和彌賽亞期盼——理性主義本是可以導向自由主義的。在法國革命引起的狂暴中，理性不復理性，現代人失去了對來世的傳統(tǒng)信仰，民主于是成了宗教替代品。塔爾蒙認為，只有在宗教的話語中，我們才能理解現代民主理念何以演變?yōu)?0 世紀的血腥暴政夢魘。

顯然，這種敘事也能自圓其說。但是，我們的歷史學家會選擇告訴我們哪一種敘事呢？如果他像大多數歷史學家那樣選擇現代暴政，他的哪些思想和政治方面更值得我們注意。如果他試圖對以下種種行為的殘酷性有獨到的理解——蘇聯(lián)“計劃”的殘酷、納粹令人齒冷的清洗猶太人的高效計劃、柬埔寨有組織的自我破壞、灌輸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劃、妄想狂般的告密者和秘密警察網絡——如果他想解釋這些暴政行為是如何被構思和捍衛(wèi)的，那么他也許忍不住要譴責那種掃蕩一切障礙的無情的理性主義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