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賢少于其姊兩歲，而婚姻成就差遲七年。論面貌、體態(tài)、神情姊氏轉而顯得年少，其各自稟賦不同而隨之以時運不同乎。靖以1921年歸于我，1935年去世，相處14年間，深知其生性淡泊寡求。七情六欲固人所同具，而靖之表現(xiàn)恒于質直中見消極。例如親友見面或分手之時，都有許多虛情客套話，而靖獨以木訥出之，巧言令色所不屑為也。然其賦性消極則年壽不永之征。

昔人有云“中年喪偶大不幸”，我于靖賢之逝乃始有味乎其言。假使人當30歲前后遭遇乎此，雖然悲傷乃至痛悼，卻易于漸漸渾忘。若在暮年老朽時，則此屬意中之事或亦無甚凄慘。唯獨在中年有難于忘懷者。

我之不忘靖賢者，靖賢為我留下兩個好兒子，兩兒失母之年，培寬11歲，培恕8歲。我既以致力社會運動，奔走四方，不遑寧處，兩兒唯賴靖賢撫育成長。兩兒雖無過人之資，卻亦各有才品，40年來在社會培植下各有專業(yè)，為國服務。最難得的其兄弟友愛之情自童雅至于今而彌篤。各自成家后，妯娌以至諸孫雍睦無間，使我耄耋得此，獨非靖賢之賜乎。

然而莫設想我們家庭生活總是和樂融融的。靖賢之為人既秉消極氣氛，而較之通常人則有些乖僻，又往往態(tài)度生硬。所幸我常常不在家，別時多于聚時，避免了沖突不和。我今回顧往事，記得靖賢曾一次鄭重其事地指摘我如下三點。第一，說我好反復，我每每初時點頭同意之事，又翻悔不同意。這確有之。因為她遇事明決，不多思考審量，而當她征問我的意見時，我每先附和之，旋加考慮不免又更改。此蓋兩人頭腦不同，性格不同也。第二，說我氣量窄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第三點記不明確，大約是說我心狠，對人的同情心不足……這些批評出自至親至近之人，大值得反躬自省。紀念先妻之文即截止于此。

1977年6月11日著筆，18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