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十九世紀末年與二十世紀最初幾年，留洋讀書、進專學洋話的學堂，乃至進一般的洋學堂，即在“洋務”最稱發(fā)達的上海與其周圍地區(qū)，還是不時髦的；在地主和市鎮(zhèn)小資產(chǎn)階級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采的。我是江蘇省寶山縣（今屬上海市）人，我的父親在縣里最初辦洋學堂的時候，為了湊成一班兩班，就得向親戚、朋友、本家“拉”學生。進方言館或廣方言館一類學堂，有所成就，而后來搞“洋務”或當上外交官員的，一般是市鎮(zhèn)上窮苦的小資產(chǎn)階級的子弟，否則，進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廢。我的一個表姨丈就是例子，表面上是因病求退，實際上是保守退縮。

但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風氣似乎轉變得很快。一九一三年夏天，當時稱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堂，委托江蘇省教育行政當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學生，名額只十一個，而到南京應考的多到二百多人，無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就我個人來說，問題本來不大。父親從進士館轉京師大學堂，學了不少“東洋”知識，接著又到日本“考察”了幾個月?；貋砗螅厦嬲f過，又在縣里開辦了好幾個男女洋學堂，設有英文課。他的朋友中很有幾個是方言館出身的人，有的當著公使，他經(jīng)常和他們通信，信封上開著“羅馬府……”等字樣，通行無礙。他每次從北京歸來，行李上總貼著中英文字對譯的紙條，如“潘大人”對“His Excellency Pan”之類，我從小看得很熟。這些都可以說是屬于內(nèi)因方面。至于外緣：一是一九一二年冬我在“兩等小學”畢業(yè)后，父親從北京寄回家信，要我下一年應清華的入學試，盡管他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在北京去世，這個遺命還是遵行了。二是那時候我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著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還直接領導著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報名固然方便，錄取也就不大成為問題。十一個額子中，我和舅父的大兒子，即我的表弟，就占了兩額，此中不可能沒有“關節(jié)”。有人好意地推測說，大概我當時的英文程度不壞，其實當時我連動詞中現(xiàn)在式和過去式的意義何居，即什么是“時”，都還搞不清楚。

但終于“取上”了。這里就不妨談一談當時清華學生的來源：當時清華分高等、中等兩科，各四年。高等科的學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學校直接考選的插班生，大都來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錯，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約翰等大學的轉學生，來此加上一兩年工，就可以橫渡太平洋了。這部分姑且不多說。主要的是中等科學生，他們從進校到“出洋”，多者八九年，少亦六七年，養(yǎng)成清華“學風”的是他們，沾染上清華習氣最深的也是他們。他們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對美國庚子賠款所負擔的比額不同，所能遣送的學額也就不一樣。而就一省而論，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蘇、浙、川等省最多，從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邊遠省份少些，少到幾年中才輪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經(jīng)過一些選考手續(xù)，表面上公開，實際上至少部分名額受到有權位的人把持，把自己和親友的子弟取上。我自己的例子上面已經(jīng)說到。其他，親兄弟、堂兄弟、中表、叔侄、舅甥等先后“考取”入學的例子很不少，有多至四五個的。在北洋政府年代，清華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職權來玩些花樣，也不一而足。最掩飾不來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兒子，作為新疆省的名額，送了進來。掩飾不來的是：一他冒了籍；二未經(jīng)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