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

謝謝主持人，各位下午好！

非常高興有機會在深圳和諸位一起交流學術。我今天和諸位交流的題目是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一些基本情況。我想先分成這么幾個部分來談：第一，我想和諸位交流一下，我開始研究西南聯(lián)大時的一些情況；第二，西南聯(lián)大研究過程中需要接觸的一些史料；第三，西南聯(lián)大建立前中國現(xiàn)代的大學制度；第四，西南聯(lián)大的具體建立過程。

克羅齊講過，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很容易理解，研究歷史都有當下的情懷。我們在七十多年以后紀念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大學，我想所有人的感覺還是立足于當代。因為觀察過去的大學，我們實際上有一個參照系，這個參照系就是今天中國大學的情況。

西南聯(lián)合大學是和抗戰(zhàn)共始終的一所大學，嚴格說，存在了九年時間，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六年。這個大學沒有校長，只有三位常委。這所大學是當時中國北方三所著名大學聯(lián)合組成的一個臨時大學，抗戰(zhàn)結束后就解散了。很久以來，西南聯(lián)大為什么會引起研究現(xiàn)代史、研究中國大學史或者中國教育史學者的興趣？我覺得主要是西南聯(lián)大在創(chuàng)辦過程當中的精神，它在這九年當中留下的精神遺產，對今天的大學可能會有一些啟示。

……

第三個意思，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中國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問題。

西南聯(lián)合大學，是抗戰(zhàn)前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三所大學，聯(lián)合組成的一所大學，現(xiàn)在公認這個大學辦得比較成功，人們從各種角度尋找原因。我們找來找去，我想還是要從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基本的文化制度這個角度，來探索這所大學的成功，可能是一個比較符合事實的角度。

諸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社會的文化制度雖然也有一定缺陷，但大體上和世界文明主流還是同步的。這個同步的標志就是，那時中國的新聞制度、中國的出版制度和中國的大學制度，基本保持了這些制度在西方起源時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說，這些制度都是私人力量可以介入的。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和西方接觸以后，很多制度在轉型過程當中出現(xiàn)一些摩擦和沖撞。但我們觀察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中國的大學制度、新聞制度和出版制度都完成的比較好。這三種制度在中國都有比較成功的實踐。比如說新聞制度，有著名的《大公報》、《申報》等，還有一些周刊也辦得相當成功。那些新聞從業(yè)者，基本上接受西方的理念，認為新聞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私人力量一定得進去，如果完全由國家壟斷，新聞制度不可能成功。從事后觀察，中國現(xiàn)代的新聞制度，還是比較成功的，不是說新聞制度沒有缺點。比如國民政府時期，也有控制新聞的時候，在某些特殊時期和特殊情況下，也暗殺過一些新聞記者，但從法理角度觀察，從北洋到國民政府，都沒有否定過私人力量可以介入新聞，這是我們判斷歷史事實的基本前提。再如出版制度，那個時候大部分是由私人維持的，最有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這些巨大的出版機構，在傳播中國近代文化中承擔過重要責任，它都是完全的私人產業(yè)。還有就是中國現(xiàn)代大學制度。中國嚴格意義上的現(xiàn)代大學制度，出現(xiàn)得較晚。研究大學制度的人，無論怎么算，也超不過一百年時間，基本上就是二十世紀的產物。

中國現(xiàn)代大學建立的時候，有一個優(yōu)勢，就是在模仿或者選擇西方這個制度的時候，那些負責的人，最早接受西方大學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認為在一個國家里面光有國立大學是不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學，而且大學制度一定是向全球開放的，早期建立中國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人接受了這個理念。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大學的基本格局是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包括教會大學）。在實踐當中是這三種模式。